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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時間。

對話七　範棣VS王巍（2）

在他出版這本書的兩年之後，他死在了一次雪崩之中。這是他的宿命。

這個故事令我很感動，想起了自救這個題目。企業在出現危機的時候，一定要靠自救；而企業家在企業處於崩潰邊緣的時候，也一定要形成自救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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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缺失一種救助與保護商業利益的制度

王巍：很多企業在崩盤時怨天尤人，不會正視自己，拼命抓最後一根稻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社會缺失一種應付危機和保護商業利益的正常機制。

成熟的市場經濟已經提供了許多經驗，像美國的存款保護制度，一旦銀行破產馬上就啟動存款保護程式，每個儲戶可以最高拿到10萬塊錢，他當然不會鬧事。然後進入破產程式，整個處理過程就進入中介機構的安排了。

在中國的狀況是，一旦出現崩盤，民營企業只能靠企業家自己，靠一種非商業的方式去尋求救援。如果能量很大，他有可能獲得政治救援。企業家本人要有一個強烈的信念，否則就一跑了之。像黑龍江的民營保健品企業哈慈集團，在中央電視臺的《對話》欄目裡侃侃而談，最後企業崩盤了，全家移民了。放棄了自己的陣地，那就徹底崩盤。國有企業出問題的情況不同，背後有國家支援，一般不會崩潰。但這也容易使領導人喪失戰鬥的信念。一家大型國有企業集團出現了頭寸困難，本來可以以自己的能力處理危機，但往往急於尋找政治救援，結果整個集團給別人輕易託管了。在處理企業困難問題上，民營企業往往比國有企業更有耐心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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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存活率低意味著社會財產的浪費

範棣：你這個問題說得很好。國外有一套成形的商業利益的救助制度，比如說企業的破產保護制度。這不但是保護資本的利益，而且也是保護社會的利益。在中國，我們不這麼看。救助國有企業，我們說是保護國有資產，也就是保護大眾利益，儘管國有資產不等同於大眾利益。但是救助民企，可能就沒有這麼簡單，這裡可能牽扯到一些責任問題。

但總體上，不管是國企還是民企，一旦企業出事，社會採取的是一種冷漠的、排斥的、扼殺的辦法，而不是救助的辦法。我不知道為什麼廣信事件之後，政府以及公眾的輿論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要讓有問題的企業自生自滅。社會如果沒有救助處於危機中的企業的安排，那麼就像人類沒有醫療治病的安排一樣，結果一定是高死亡率。中國企業的平均存活時間是三年多一點的時間，而美國是將近八年。什麼意思呢？從銀行的角度來說，從理論上說，中國的銀行不良資產是美國的兩倍，中國的社會資產浪費是美國的兩倍。很有意思的一種現象是：美國人在飯店吃飯會把剩下的飯菜都打包帶走；而五年以前，絕大部分中國人在飯店吃飯後，會在飯桌上剩一桌子菜，豪氣地揚長而去。中國人觀念裡覺得剩下的東西不好。危機中的企業就像桌子上的剩菜，是倒掉，下次再吃新的，還是留著，下次熱一下再吃？中國社會在處理有病的企業的時候，採取的是把剩菜倒掉的做法，社會成本極大，浪費極高。

在這方面，我們研究的企業案例分兩種：一種是國內的企業，一種是國外的企業。在中國企業的案例研究中，90％的危機企業或者說是重病企業很難存活。而在美國，大約只有30％的重病企業會真正死掉。

我們研究發現，國外的企業在挽救企業危機或者企業崩潰的時候，在社會保護制度的庇護下，大部分都可以憑藉企業自己的能力走出危機，自救成功。世界上目前3000強的大企業相當多數都經歷過從危機中拯救企業這樣的事情。比如說，摩根集團、克萊斯勒、美國聯合航空公司、日本三菱集團、泰國正大集團等等。早年的李嘉誠成功挽救了他的塑膠花廠，才有了今天的事業。當時李嘉誠也面臨銀行停貸追債、供應商追款要錢、商家不給新的訂單等等問題，這個困難要是發生在不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必死無疑，幾乎是全面的危機。香港是一個成熟的商業社會，遇到危機的時候，債權人以及債務人還是能夠站在商業利益的核心立場，找到最佳的方法解決問題。這一點是李嘉誠當時能夠成功自救他的企業的社會環境背景。

中國目前不同，企業出了問題，債權人主要是從政治與單位責任的立場出發看問題，讓企業死大家都沒有責任。所以，你發現國內的企業似乎只有兩類：要不就是好企業，包裝得很好，一點問題也沒有；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