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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社會的財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1984年到1994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主要來自於這撥企業家的制度創新活動。

第三次財富創新的主力主要來自於中國各地的企業管理層、民營資本家以及海外資本家，體現在國退民進的改革過程中。國有企業改革不但解決了政府負擔問題，而且還產生了一大批以市場整合、企業整合、生產資源再配置為中心任務的現代產業企業家，在他們的組織管理下，中國經濟在出口的帶領下出現了持續的飛速發展。從1995年到2005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主要來自於這撥企業家的制度創新活動。

鄧小平理論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解放了中國人民的創新能力，使他們變成了財富的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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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哪一個方法縮小貧富差距

平均主義不能解決問題，只能加深社會矛盾，說得好一點，是把社會矛盾推延到以後。過去中國傳統的計劃經濟已經驗證了這條路是走不通的。縮小貧富差距的方法有兩個：一個方法是，讓富人少一點，或者讓富人變成窮人；另一個方法是，讓富人多一點，或者把窮人變成富人。哪一個方法更好？第一個方法很容易實施，短期內也可能會有一定的效果，特別是在不少人仇富的心態下，可能會得到一定的百姓的歡呼聲。但這是一個短視的政策，從長遠看，是一種歷史的倒退。第二個方法不容易做到，卻是令社會長治久安的策略。鄧小平用的就是第二個方法。

社會真正需要的，是就業機會的平等，是創造財富和分配財富機會的平等。用科學發展觀來對待中國商業市場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對待中國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就需要為企業家的創新提供一個寬鬆的環境，而不是相反。我不認為所有的窮人和諧了，中國就和諧了。貧窮不會和諧，富足才會和諧。在中國，中產階層產生以後，社會才可能和諧穩定。如果沒有中產階層作為社會的主體存在，社會就永遠是窮人和富人之爭。所以，中國真正地是要鼓勵大量的中小企業家湧現出來，出現一大群的中產階層。在這種前提下，我們講的和諧社會是寬容失敗，讓失敗成為一個動力，而不是成為一個精神枷鎖。所以，我覺得科學發展、和諧社會這兩個提法，對目前中國社會與經濟的發展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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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容才能敗而不亂

王巍：我覺得科學發展、和諧社會是非常好的觀念。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了20多年後的今天，整個中國要在一個什麼樣的平臺上與國際接軌，這個時候不但要重視效率，還要重視公正性。在這個大背景下，和諧社會是非常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的，也應該成為我們的指導方針。

但問題是，對它的判斷有兩種不同的走向，是面向未來的和諧、發展，還是面向落後的和諧、發展？這是不一樣的兩個概念，中國企業家20多年的經歷已經證明，不論他們出身多麼卑微，畢竟把中國從一個相對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帶到為全世界矚目的地步。今天中國已經變成了世界第六大經濟體，幾乎達到了超英趕美的將近2萬美金的GDP了。你不能說作為經濟發展主流的中國企業家是一個落後的群體。他們的一些成就，甚至他們的一些失敗，都是造成輝煌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因此，應給予他們高度的寬容，而且尊重他們的地位，然後希望中國企業家和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這樣一種面向未來的主流，能夠引導整個國家的不同階層一起和諧地走向未來。

我們研究崩潰、研究失敗，是在危機的過程中尋找新的生機。比如，一些企業不應該崩盤，那我們如何去處理，使它善敗不亂，重整旗鼓，捲土重來；還有一些企業，由於技術進步、產業變遷或者管理方式落後，它必然走向崩潰，那麼這種崩潰應當是鼓勵的。

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夠生生不息，新陳代謝，走向未來。崩潰是一個切入點，在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20多年之後，透過它來重新看待中國的企業家群體和中國社會的一個主流。從中我們可能會總結出一些看似平凡的規律，但這些畢竟是我們兩個加在一起超過50年商業經驗的一些體驗，供更多的讀者一起討論。在我們討論的這個過程中也許有對也有錯，希望它能為大家的反思展開一個新的平臺。

範棣：在這裡，我也想多說一句，所有的企業可能都會有面臨崩潰的一天。我們社會是不是能容忍這種崩潰、容忍這種失敗，是不是能夠寬容失敗者，讓他有一天重新站起來，成為一個對社會有價值的人？我們兩個強烈呼籲社會對這種現象進行反思。我們認為，企業家的失敗應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