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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但要他們看清事情的全貌就為難他們了。他們總是坐在小房間裡單獨從事模仿性工作，互相之間很少有人試圖搶奪他人所做的專案。他們信心十足地從這棵樹走向那棵樹，但讓人吃驚的是，他們在森林裡只是一棵樹一棵樹地解決。以前偉大的戰略家是既見森林又見樹木，他們知識淵博，善於從生態學的前景處理問題，他們認為世界是張大網，他們在一個地區所作出判斷立即會影響到全域性，因為每件事都是相互影響的。今天，到哪裡去尋找一位知識淵博的人呢？大學或思想庫裡的主要傾向正朝著更狹隘的路子：對單一領導的功能抬得很高，而忽視其他跨行業的領域的作用。沒有人認識到事情的整體，沒有人知道怎樣將研究成果匯總，或阻撓形成那種不可能是戰略，而只能是隨波逐流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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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訊套利（5）

有些人開始明白　了，那就是為什麼90年代後期，在全球各地搞偷聽工作的超級秘密的國家安全機構（NSA）將人員大量撤退，改為用因特網方式處理資訊，從冷戰時期奉為座右銘的“需要知道”，轉換到“需要分享”，即從如果想知道它就應該調閱它，變成除非我們共同分享彼此之間的每一小塊圖面，否則就不能瞭解事情的全貌。

或許，這就可以解釋清楚，為何我漸漸有這種感覺：這些日子我所熟悉的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當然絕非全部）既不是來自國際關係學的教授們，也不是國務院的外交官，他們相當多是日益興旺的全球化學校英才——對沖基金的管理者們。我自己就越來越被這些精明的對沖基金管理者所深深吸引，他們與外交官和教授們完全相反，因為他們非常留心全球事務的資訊，在他們作出決定之前，有一種自然而然地利用所有的“六維”資訊進行套利的本能和願望。他們中的突出代表是羅伯特·約翰遜，他曾是喬治·索羅斯的早期合作者之一。約翰遜與我經常在一起調侃，每當我們就世界局勢進行一次談話後，我們都會著手做同一件事，所不同的是，當天談論結束時他會在股票證券方面下新賭注，而我則就國際關係方面發表一篇專論。但我們都利用同樣的套利手法達到了目的。

用“六維”資訊是觀察全球體系的最佳辦法，是用簡單的事例來解釋全球化的最佳途徑——那就是讀者為什麼在本書中看到許多小故事的原因。如果透過純理論來解釋，全球化也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並且深奧難懂。一天下午，我與美國麥格勞·希爾公司執行副總裁羅伯特·霍馬茨談話時，他很形象地表達了我的意思：“將你自己想象成一名知識分子游民，這對理解和解釋全球化體系是有幫助的。在遊牧部落，人們沒有自己明確的領域，那就是為什麼遊牧民族產生了一神論宗教，即猶太教和###教。如果你祖祖輩輩居住在同一地方，就會對這座山或那棵樹有種種傳說，會得出這座山或那棵樹是神的化身的結論。而遊牧民族所看到的是個變幻不定的世界，他們明白上帝不是那座山或那棵樹，神是無處不在的，他們或是坐在帳篷邊的篝火旁，或是從一塊綠洲遷移到另一塊綠洲，用一個簡單的故事講述一個複雜的現實。”

在過去的日子裡，一位記者、專欄作家或國家公務員可以將頭腦中的“市場”觀念，用市政廳、州政府、白宮、五角大樓、財政部、國防部代替。但今天的市場是與整個星球和全球的技術、金融、貿易和資訊相互關聯，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影響著世界上所有人的工資、利率、生活水平、文化、就業機會、戰爭甚至天氣。全球化體系並不能將當今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解釋清楚，只能從廣義上講，如果有一個體繫於同一時間在更大範圍內影響著更多的人，它就是全球化體系。

默裡·蓋爾·曼，諾貝爾獎獲得者，曾是加利福尼亞州工學院理論物理教授、聖菲研究所創辦人之一，他在一篇論文中稱我所提出的資訊套利觀點，用科學家設計複雜的體系的眼光來看並不難。他是對的。當今世上沒有誰的政治制度比全球化體系更復雜，而要理解它，需要同樣複雜的新聞記者和戰略家。

“這是地球，它一旦形成，日益增加的複雜體系就如地球上物理進化、生態進化和人類文化的進化一樣，”蓋爾·曼說，“這個程序發展得如此之快，以至於我們人類現在面臨著巨大而複雜的生態、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當我們著手處理這些棘手難題時，自然而然地習慣將它們分割成好駕馭的單個問題，這是一種有用的實踐，當然缺陷也不少。當與一個輪廓並非清楚的體系打交道，特別是當該體系錯綜複雜時，不能只看到區域性，不能僅從某一個方位觀察，也不能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