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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尋找權力和全球政治利益來解決，認為市場無關緊要。我不是一位環境主義者，因為環境保護主義者看待世界的命運僅從環境的稜角出發，即他們認為拯救世界發展不是主要問題。我不是一位唯技術主義者，因為矽谷技術界一名精英相信，隨著微機的發明，歷史將重新開始，因特網將決定未來的國際關係，而地緣政治將不起作用。我不是一位現實主義者，因為現實主義者認為，人們的行為可以由某些現實文化和基因特徵解釋清楚，而技術問題無足輕重。我也不是一位經濟學家，因為經濟學家相信，只要利用市場上的資料就能解釋世界，而政治權力和文化的影響解決不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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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訊套利（4）

我認為，這個新的全球化體系的本質是新的國家事務的基礎，觀察、瞭解和解釋它的唯一途徑就是透過我上面列舉的所有“六維”進行判斷——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時刻，對不同局勢得出不同的結論，但必須懂得這是所有因素匯總在一起內部運作的結果，這正是當今國際關係中最明顯的特徵。因此，作為一位全球主義者分析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將所有這些點有條不紊地連線在一起，觀察全球化體系，然後再整頓秩序。

如果我錯了，那就到此為止；如果我沒錯，那麼很多人就需要重新回到學校學習。我認為這點對那些負責解釋世界的新聞記者以及對那些像全球主義者思考的問題和對世界的形成負有責任的戰略家都特別重要。不同世界範疇和不同機構之間的聯絡網天衣無縫，記者和戰略家看問題就應如此。很不幸，新聞記者和戰略家的偏見根深蒂固，通常用分割的狹隘的專業知識考慮問題，他們忽視了世界不是支離破碎這一事實，民主、政治、國際政治和技術行業也並沒有全部崩潰。

讓我略舉一例，數年前，克林頓政府威脅要對日本實行貿易禁運，除非日本對某些產品自行消除官方或隱避的關稅壁壘。但每次在政府內部辯論是否採取行動時，精明的米基·坎特似乎贏了，總統也似乎下決心要對日本採取嚴厲措施，但到關鍵時刻，克林頓總統又退縮了。下面是我想象當時發生在橢圓形辦公室裡的爭論：

坎特走進橢圓形辦公室，一屁股坐在總統側面的椅子上，對克林頓總統說，“總統先生，日本人正在高築壁壘，他們再次向我們宣戰。他們不讓我們向他們出口，現在到了我們對他們採取嚴厲措施的時候了。對他們實行制裁，總統先生，時不我待，機不可失。另外，總統先生，我們還會贏得工會的歡心。”

“米基，你做得太對了，”總統說，“繼續幹。”但是當坎特離開房間準備對東京採取嚴厲措施時，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從橢圓形後面的辦公室拐了進來。

“嗨！總統先生，”魯賓說，“你是知道的，如果我們對日本實行制裁，美元將會直線下跌，日本將會把他們手中所有的美國國債賣掉，我們國內的利率就會因此而上升。”

總統立即對一腳門裡一腳門外的坎特說：“喲，米基，米基，米基，回來坐會兒，我們還得重新考慮考慮。”

幾天後，坎特又折了回來，再次向總統陳述了他的看法，這次總統似乎真的被說服了，他告訴坎特，“我再也不會袒護這些日本人了，米基，制裁他們，嚴厲地制裁。”

正當坎特准備離去對日本採取嚴厲措施的時候，國防部長威廉姆·佩裡從另一邊進來。

“嗨，總統先生，”佩裡說，“你是知道的，如果我們對日本實行制裁，日本將不會就沖繩基地問題與我們進行談判，也不會支付他們就朝鮮核反應堆分攤的款項給我們。”

總統急如星火地對正要出門的坎特說：“喲，米基，米基，米基，回來坐會兒，我們還得重新考慮考慮。”

這是我想象出來的情景，但我敢下大注，實際情況與此相差無幾。能將真實情況告訴讀者的不是外貿記者，不是財政部的記者，也不是五角大樓的記者，而是能同時來回奔跑於三個部門、並利用三方面情況進行套利的記者。

耶魯大學國際關係學和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和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將他們的工作看成是為美國培養下一代戰略家。由於眾望所歸，他們一直在探索如何開設好這門課程，以便培養出能從全球範圍內考慮問題而非僅僅是參與者的新一代戰略家。在一篇由他們共同執筆撰寫的專論中，加迪斯和肯尼迪對許多國家現在仍然由一些參與者制定和分析外交政策深表惋惜。

“這些人”，耶魯大學的兩位歷史學家寫道，“他們審視部分圖畫是非常能夠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