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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是最糟糕的，這是我寫本書的動機。

本書的第一部分闡述如何看待今天的全球化體系，該體系如何運作；第二部分闡述國家、社會、個人、環境與該體系的互相關係；第三部分述說全球化的反衝力；第四部分闡述美國在此一體系中所起的獨一無二的作用，美國為確保在新體系中有個穩固地位，還需作出何種努力。

托馬斯·弗裡德曼

2000年3月1日於華盛頓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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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新體系（1）

福里斯特·岡普的媽媽想談些什麼來著？生命就如同一盒巧克力，你絕對不明白裡面裝的是什麼。對我來說，一個酷愛旅遊的外國記者，生活就如同旅館房間服務——你絕對不會了解門外邊發生的事。

“這活兒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得出來”

以1994年12月31日晚上的事為例，那天《紐約時報》委任我為外事專欄的作家，我的專欄發稿是從東京開始的。當我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越洋飛行到達大侖飯店後，就叫了一次房間服務，提出一個簡單的要求：“請儘快給我送4個橘子來。”我喜歡橘子，需要擺在那裡慢慢吃。打電話時，我認為這是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要求了，接電話的人也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大約20分鐘後，有人敲門，一位穿著筆挺服裝的房間服務員站在門口，他前面的手推車上蓋著一塊上過漿的白色餐布，下面是4個盛著剛榨出來的鮮橘汁的玻璃杯，每個玻璃杯下面是裝滿冰的銀碗。

“不是，不是。”我對服務員說，“我要橘子，橘子——不是橘汁。”然後我裝著咬一口橘子的模樣給他看。

“是的，是的。”服務員邊說邊點頭，“橘子，橘子。”

我返回房間繼續工作。20分鐘後，再次傳來敲門聲，還是那位服務員，還是那輛用亞麻布蓋著的用於房間服務的手推車，所不同的是車上有4個碟子，每個碟子裡盛著剝了皮的橘子，橘子瓣擺成小方塊，宛如一盤壽司，這活兒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得出來。

“不是，不是。”我再次搖著頭說，“我要的是整個整個的橘子，”我用手比劃成圓圈形，“我要橘子放在我的房間慢慢吃，我不能一次將4個掰成瓣的橘子一下吃掉，掰了的橘子也不能放在冰箱裡，我要的是整個的橘子。”

我再次用誇張的手法模仿吃橘子的樣子。

“是的，是的，”服務員一邊說一邊點頭，“橘子，橘子，你要完整的橘子。”

20分鐘過去了，敲門聲再次響起，同一位服務員，同一個手推車，他帶來了4個完整的橘子，分別擺在4個小碟子上，一把叉子，一把餐刀，疊好的餐布整齊地放在一邊。

“對啦！”我簽了字。“那才是我所需要的。”

當他離開房間後，我看了看賬單，4個橘子是22美元。我如何才能向我的老闆報賬呢？

但我的橘子經歷並非到此結束。兩個星期後我到了河內，獨自在市中心旅館用了晚餐。當時正是越南橘子豐收的時節。小販們在街頭巷尾成堆地叫賣剛摘下來的新鮮的、招人喜歡的橘子。每頓早餐我都要吃幾個。當服務員過來問我要什麼甜點時，我只說要一個橘子。

他出去了，數分鐘後返回。

“對不起，”他說，“我們沒有橘子。”

“那怎麼可能呢？”我有些發怒地問道，“每天早餐時你們都會擺一大桌子，現在你卻說廚房後面某個地方沒有一個橘子？”

“對不起，”他搖著頭說，“你說的或許是西瓜吧。”

“行呀，”我說，“就給我上西瓜吧。”

5分鐘後服務員帶著一個掰成三瓣的橘子回來了。

“我發現橘子了，沒有西瓜。”

現在我明白了，作為一位預言家，我應該把當時看到的一切都記錄下來，因為我從盤子和房間外邊的事裡發現的問題太多了，雖然那並不是我作為《紐約時報》記者按編輯部要求在全球飛來飛去時的發現。

從“在歐洲”專欄到“國際”專欄

作為一名《紐約時報》國際事務專欄作家，如果有人想找份最好的工作，我覺得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不知是否正確？如果對，那麼我已經得到這份工作了。其理由是，擁有這樣崇高工作的人，可以帶著自己的觀點去環遊世界。我可以在任何時候到任何地方去，就我的所見所聞發表看法。但問題是，當我著手動筆寫作本書時，我面臨的問題是：什麼觀點？透視什麼？展望什麼？組織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