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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了極左的勢頭。

這年9月份，外公由上海返回北京。王海容、唐聞生兩人去看望他，當面反映了外交部的事態。在談到王力8月7日講話時，外公評論道：“王力講話是大大大毒草！”外公還向海容他們講了兩句古詩：“時來天地同心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海容當時不知道出處，回家請教祖父後，得知這是唐人羅隱的作品。

那次外公向王海容、唐聞生明確表示：外交部要反對極左。海容回去後，儘可能地向外交部同事做了傳達。外交部“批極左，抓壞人”的鬥爭，是在外公和總理的關懷和指導下展開的。這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文革”以來極左派的勢力，某種程度上恢復了外交系統部分機構的領導班子，許多有經驗的老外交家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由此，奠定了此後開展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動的組織基礎。

“火燒英國代辦處”發生後，海容向外公反映說：那樣做法實在不好。外公肯定了她的想法，表示應向英國方面道歉。海容隨即向外交部領導彙報。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此事的進展並不順利。最終，還是由周總理親自出面處理。1971年3月2日晚上，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英國新任駐華代辦譚森，公開表示了中方的歉意。

“文革”初期的外交困境

“文革”初期，特別是1967年5月至8月的3個月，是中國外交經受巨大波折的時期。受極左思潮影響，中國先後與蒙古、保加利亞、印度、緬甸、肯亞、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亞、英國以及民主德國和蘇聯等10個國家發生嚴重外交衝突，與30多個建交國發生外交糾紛，國際形象受到嚴重損害。

上述困境必然直接影響中國外交關係的開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大事記》（1965…1970）記載，在“文革”的前4個年頭（1966、1967、1968、1969），中國只是分別於1968年和1969年與葉門（南）和越南南方建立外交關係。在此情況下，調整外交政策，批判極左思潮，勢在必行。

外公和總理審時度勢，扭轉了在外交方面“四面出擊，打倒一切”的混亂局勢。他們多次親自向來訪貴賓及駐華使節解釋外交政策，表達中國願與建交各國恢復和發展關係的願望，使外交工作重新有了起色。1970年，中國與加拿大、赤道幾內亞、義大利、衣索比亞和智利等5國建交，為20世紀70年代中國外交的大發展開了一個好頭。

尼克松的一篇文章

尼克松發訊號

1967年10月，外公讀到了尼克松發表在1967年10月號美國《外交季刊》第四期上的一篇題為《越南戰爭之後的亞洲》的文章。當時，美國是中國兩個頭號敵人之一——這兩個敵人，一個被叫做美帝（帝國主義），一個被叫作蘇修（修正主義）。

在文章中，尼克松表露出對美國多年孤立中國並未奏效的失望，從而提出與中國對話的設想。這可能是他最早一次發出有意改變美國現行對華政策的訊號，它很快被地球另一端的中國接收到了。1974年12月12日，周總理在醫院會見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他對客人說：“現在我把我們方面的事情告訴你。開啟中美關係，是毛主席的決策，他很早就讀了尼克松1968年當選以前寫的一篇論文。當時我們都未讀過，只有毛主席注意到了，他告訴了我們，我們才讀了。基辛格博士說了公道話。他說，開啟大門的，在美方來說還是尼克松下的決心。基辛格沒有想到，而且當時還有相反的想法，他是後來才跟上的。當然這不是要貶低博士在恢復、發展中美關係中的貢獻。他是有一功的。”

外公認為：尼克松如果上臺，美國有可能會改變對華政策。總理也指示外交部門開始注意對美國戰略動向的觀察與研究。中美關係至此重新成為新中國領袖考慮的重大問題。

中美關係由來

中美兩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期間是互相支援的盟國。在此期間，美國大使赫爾利陪外公去過重慶，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在延安受到外公熱情的款待。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由於美國支援蔣介石集團，同時捲入中國內戰，外公寫下《別了，司徒雷登》並宣佈“一邊倒”政策，中國共產黨和美國漸行漸遠。

1949年新中國成立伊始就和美國處於不友好的狀態。1950年，美國第七艦隊侵佔臺灣海峽，阻止新中國解放臺灣。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又在朝鮮兵戎相見，中美兩國成為準交戰國，關係迅速惡化。

朝鮮戰爭結束後，中美雙方的聯絡僅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