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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如上面所說，《史記》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頌性的著作。尤其對漢王朝的歷史，對當代即武帝時代的政治，司馬遷始終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漢王朝開國皇帝劉邦歷史功績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繪出劉邦的鄉村無賴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對一代雄主漢武帝，司馬遷也大膽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殘害人民、任人唯親、壓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濫用民力等種種行徑。至於官僚階層中種種勾心鬥角、厚顏無恥的現象，更是紛呈畢現於他的尖銳的筆下。這些揭露與批判，並不帶有醜化的傾向，也不是單純的否定，而是具體可信的、體現人物的真實性格的史實記錄。從中體現出一種深刻的懷疑和思考：歷史上獲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權勢的人物，並不像他們宣稱的那樣，是因為擁有高貴品質和道德正義，才得到他們的地位。有時恰恰相反，品質高貴和信守道義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敗的，就像與劉邦相比遠為坦率和自尊的項羽，與武帝的寵臣相比遠為正直和勇敢的李廣，都不免以自殺結局。雖然司馬遷不曾從理論上揭示這些現象背後的規律是什麼，但足以啟發人們作一種深入的反省。

《史記》首創的以“紀傳”為主的史學體裁，第一次以人為本位來記載歷史，表現出對人在歷史中的地位與作用的高度重視。過去的歷史著作都記載了人的歷史活動，但這些記載都是以時間或事件為本位的，人的主體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識到和表現出來，而且，這些歷史著作中的人物總體說來，一是侷限於社會上層，至多包括了遊士策士，二是侷限於政治性人物，範圍有限。《史記》所記述的人物，雖然仍以上層政治人物為主，但其範圍已擴大到整個社會，包括社會中下層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我們看到在《史記》中，帝王、諸侯、農民領袖、卿相、將帥、后妃、宦官、文學家、思想家、刺客、遊俠、商人、戲子、醫師、男寵、卜者，各各顯示出人類生活的不同側面，又共同組成色彩斑斕而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而在這以前及以後的史書中，很少看見如此眾多型別的人物，尤其是社會中下層的人物。這表明司馬遷認識到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組合體，各個階層的人物都在社會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這一種認識，尤其是對社會中下層人物的態度，在一般“官史”中是幾乎看不到的。

司馬遷還進一步注意到：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支配著人的歷史活動？他並不否定道義的力量，也表彰了許多信守“仁義”的君子，甚至在這方面具有某種理想主義的態度。但是作為一個忠於生活的觀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也確實認識到並且公然提出：是人的物質慾望、追求生活滿足的要求，支配著人的歷史活動。在《貨殖列傳》中，他不厭其煩地列舉多方面事實，證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好利”。他把壯士勇於戰鬥、閭巷少年劫財盜墓、歌妓舞女出賣色相、漁夫獵人衝風冒雪、賭徒彼此爭勝、醫師方技之人苦心鑽研、農工商賈的各項經營，乃至吏人舞文弄法以求賄賂，各種不畏苦不懼死的行為，全部歸結為是追求財富、追求物質利益的活動。儘管這樣並列的敘述使很多人難以接受（因為其中終究有善恩順逆之別），但在那個時代，司馬遷就認識到是物質利益的追求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則才是人的歷史活動的潛在動機，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衡量歷史人物的地位，司馬遷所依據的是他們的實際成就，而不是獲得何種名位。項羽未嘗稱帝，但一段時期中實為天下之主，《史記》中便立了《項羽本紀》；《高祖本紀》之後，是《呂太后本紀》，而沒有“孝惠本紀”，因為惠帝雖有皇帝的名義，其實只是傀儡。在這裡，司馬遷絲毫沒有孔子“正名分”的熱情。《史記·太史公自序》宣稱，作《史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讓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後世。所以，他也很讚賞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而甘受一時屈辱的人。譬如韓信不恥過胯，曾經勇冠三軍的季布甘為奴隸，在司馬遷看來，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壯舉。這裡面，也包涵著司馬遷為完成《史記》而忍辱不死的人生體驗吧。

在《史記》中，是存在一定的倫理評價標準和褒貶意識的。但它的標準並不完全符合統治階層的利益原則或世俗的道德意識，也不是狹隘單一的。甚至，前後之間不妨有些矛盾。如《伯夷叔齊列傳》歌頌了二位賢君子“不食周粟”的忠節，《管仲列傳》卻又讚美起先幫助公子糾與齊桓公爭位、失敗後不肯殉節、從囚牢裡出來又做了桓公重臣的管仲，說他“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遊俠對社會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