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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陽遊梁之前，先遊於吳，見劉濞有反叛的跡象，作《上吳王書》以勸諫之。同時遊於吳的枚乘，也作了《上吳王書》陳說利害。因吳王不聽，兩人遂去吳遊於梁。這兩篇文章，既有維護諸侯王地位的動機，又認識到中央集權的制度不可逆轉，具有維護國家統一的意識。這說明，戰國遊士的身份，在漢代已不能照舊存在下去。而典型的戰國縱橫家式的散文，也已到了最後的階段。

因此，代表西漢前期散文主流的，不是上述一類作品，而是一批為中央政權服務的政治家寫作的具有強烈時代特徵的政論散文。這些作者，生當新王朝建立之初，胸懷雄心壯志，把個人前途同政治的安危緊密聯絡在一起。其文章的中心論題，是總結秦王朝覆滅的教訓，為新王朝提供統治的良策。這既是君主和整個社會的需要，也是他們自身的需要。與戰國諸子討論政治問題的散文相比，西漢前期的政論散文有三點顯著不同：一是更注重具體的實際的政策方針，而不是一般地從理論上討論政治的原則；二是既繼承了戰國散文縱橫馳騁的氣勢，又具有戰國散文所缺少的整飭謹嚴的風貌；三是更具有恢宏的氣度，和身在其中的熱情。這是由於時代不同、作者與政權的關係不同而造成的。

西漢政論散文，最早可以推及陸賈的《新語》。陸賈是楚人，曾以“客”的身份參與劉邦反秦和與項羽爭天下的戰爭，因其雄辯的口才，常被派出使諸侯國，他的身份很近於戰國的策士。漢高祖得天下，陸賈被任為太中大夫，以“居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的道理勸誡高祖（《史記·陸賈列傳》），並應其要求，著《新語》十二篇，論秦政之失和漢之所以興，“及古成敗之國”（同上）。《新語》久已散佚，今存者多偽託成分，難於據以評論。但從史書的記載來看，可以說是從戰國策士之文到西漢政治家政論散文的過渡。其後又有賈山於文帝時所作的《至言》，主旨同樣是總結秦朝覆滅的教訓，為漢王朝出謀獻策。清人姚鼐評《至言》的文章風格是“雄肆之氣，噴薄而出”（《古文辭類纂》）。但它並非一味地誇張，而是有著相當具體的內容和比較嚴謹的論述。

西漢前期政論散文的代表作，出於賈誼的筆下。賈誼二十二歲任漢文帝朝中的太中大夫，在任約十年。其間他寫下一系列政論，對秦漢之際的歷史，以及當代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的問題，都提出了尖銳而深刻的看法，為鞏固西漢王朝提出一系列具體的建議。他的文章，洋溢著對國家前途的憂患意識，表現出作為政治家的氣魄和歷史家的睿智，同時充滿熱情，富於文采。這些文章輯為《新書》，其中《過秦論》、《論治安策》最為著名，被魯迅稱為“西漢宏文”（《漢文學史綱要》）。

《過秦論》分上中下三篇，其主旨如題目所示，是論秦政的過失，這是西漢前期政論散文所集中討論的問題。上篇竭力誇張秦國力量的強大，和一朝敗亡的迅速，以強烈的反差，突出“仁義不施”則必然敗亡的道理。文章多鋪張渲染，有戰國縱橫家文的遺風。但它的恢宏氣度，則為戰國文章所未有，而出自統一王朝的政治家才能具有的開闊眼界。中篇和下篇，提出秦二世和子嬰應該採取何種措施，才能挽回敗局，實際是比較具體地提出了西漢王朝應該注意的政策。

《論治安策》又題《陳政事疏》，是因匈奴入寇而上文帝的奏疏，相當詳盡地討論了國家所面臨的各種危機和應取的對策。其主張大要為削弱諸侯以加強中央集權、確立封建等級制度、重視仁義教化、減輕民間負擔等。這些主張大部分在賈誼死後陸續得到實行，可見賈誼確實具有敏銳的政治眼光。文章以“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這樣令人心驚的句子開頭，而後逐一論之。因而在鋒利縝密的論說中，不乏氣勢和熱情，具有鮮明的特點。稍後的景帝時代，出現了另一位重要的政論散文作家晁錯。晁錯（？—前１５４），潁川（今河南禹縣）人。官御史大夫，曾受到景帝的信任，後被殺。他在一系列上書中，提出了與賈誼相近的政治觀點。其代表作有《賢良文學對策》、《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等。賈誼先已提出的重農抑商的論點，在晁錯的《論貴粟疏》等文章中，得到更集中、更詳盡的發揮。主張重農抑商，固然是看到商人對農民的剝削，但更重要的，是看到商人作為民間的一種活躍力量，具有腐蝕和破壞專制政權的作用。所以在中國以後長期的封建社會中，成為一貫的政策。晁錯的政論文，比賈誼的文章更細密嚴謹，切合實際，文采和情感則稍遜之。

到了西漢中期，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