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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他身上同樣被剝奪了部分人性。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中，也就存在著與“人的一般本性”相異、相反的一面。

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１８４４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雖是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但上引那一段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論述，卻是馬克思一直保持著的觀點，它也貫穿在《資本論》的有關分析中。在《資本論》裡，他指出了共產主義社會將使人們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生產，也指出了共產主義社會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９２７頁；第２３卷，第６４９頁）。

從這裡我們也就可以知道：所謂的“人類本性”或者“人的一般本性”也就是要求自己——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而馬克思所說的“自我剋制”則正是與這要求相違背的，所以它也就起了剝奪“人性”的作用。

不過，這種“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迄今尚未出現。因為這樣的社會形式必須以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為前提。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對共產主義社會作過這樣的設想：

而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範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我自己的心願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但並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２７頁）

這確是“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的一個方面。但如果我們今天就實行起來，就必然導致經濟的崩潰、社會的倒退甚至毀滅。所以，迄今為止，人仍然只得“自我剋制”，不但資本主義社會如此，在它以前的任何社會也都如此，只不過“自我剋制”的內容、方式、程度在不同的社會有所不同而已。

所以，人類為了獲得“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的人類本性”的社會，也即為了人類本性不受壓抑，卻不得不在無數個世紀裡“自我剋制”，壓制並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人類本性，在這樣的條件下悲壯地、一步一個血印地向前行進。

總之，在從原始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中全都有符合“人的一般本性”——“人類本性”——的內容，也都有根據那個時代的需要而形成的不符合“人類本性”甚至與之背道而馳的內容。

就文學作品來說，它要在自己那個時期裡感動讀者，必須與當時的“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相適應，這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然而，如果它僅僅是或主要是與其中的那個時代所需要的、卻不符合“人類本性”的內容相適應，那麼，在那個時代過去以後，它的魅力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甚或全部消失；如果它較多地與其中符合“人類本性”的內容相適應，那麼，在那個時代過去以後，它仍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動後世讀者的心。

“斬木誠”所宣揚的純是奴隸道德，它要求一個人自覺地把自己的利益和生命作為另一個人的附屬品。這對於封建制度所需要的人身依附關係當然是有利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種奴隸道德也就被當時人——從上層社會到一般的農民——視為天經地義，從而滲入了當時“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然而它卻是與要求“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的人類本性相反的，所以，在封建制度滅亡以後，它也就必然為人們所厭棄。而《離騷》的“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其所孕含的對自我的堅持和執著，卻與“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的要求相通，是以現在仍能感動不少讀者。

因此，對一部作品的藝術成就進行歷史考察時，不能只看它在一時一地的感動讀者的程度，而要把眼光放得更為遠大。如同本文上節所說的：“越是能在漫長的世代、廣袤的地域，給予眾多讀者以巨大感動的，其成就也越高。”因為越是這樣的作品，其體現人類本性的成分也就越多、越濃烈，從而也才能夠與後代的人們、與生活在不同制度下的讀者產生強烈的共鳴。我國文學史上的一系列這樣的作品，構成了我國文學發展的座標。

就這意義上說，文學發展過程實在是與人性發展的過程同步的。

四

現在，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對人性——人類本性稍作探討，以進一步論證其與文學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