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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蓄谷，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死偽》）

王充的論述，就是這樣簡樸而明快的。他的文章風格，也是平易流暢，毫無修飾。

《論衡》中有許多地方談到作者對文章的看法，在文學批評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評價文章的出發點，是傳統儒學的經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標準，主要是學術論文的標準。所以他強調文章要有勸善懲惡的實用性，要有真實可信的內容，語言要同口語一致而明白易曉，否定誇張、虛構、想象，反對模擬。從學術論文來說，這樣要求大致上不錯。但當他拿這種標準來衡量文學作品時，有些地方還說得通，不少地方又顯得很片面。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話傳說、民間“短書小說”的價值，對辭賦也多有苛責。如批評司馬相如、揚雄“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為崇實之化”（《定賢》）。然而辭賦本來不是用來“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的東西，又豈能以此來否定它呢？

嚴格說來，《論衡》在中國思想史上，並不是一部深刻的論著；它的文章雖有平易流暢之長，卻顯然是缺乏文采的；它的文學批評，由於不能把學術論文和文學作品加以區別對待，也有不利於文學發展的地方。那麼，在文學史上，它究竟有何意義呢？

首先應該說，東漢王朝那種妖妄荒誕的統治學說，並不需要深刻的哲學思辨來對付。打破它，需要的是勇氣，是清楚明白、具有說服力的批判，是尖銳而堅決的抗爭。《論衡》正是這樣適時的著作。沒有理性精神的復甦，沒有對官方學說的懷疑和唾棄，正處於衰微的文學是很難找到出路的，《論衡》又正是起到了喚起理性的作用。所以它不僅預示了思想史上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同樣也預示了文學史上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第五章　東漢中期至後期的詩賦與散文

我們這裡說的東漢中期，指漢和帝永元元年（８９）至漢質帝本初元年（１４６）；東漢後期，指漢桓帝建和元年（１

至漢獻帝興平二年（１９５）。東漢王朝，實際到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又改元為延康元年）才正式結束。不過在文學史上，通常把建安二十五年間的文學歸為魏晉文學的範圍。活動於漢代文學與魏晉文學交替時期的作家，按照習慣，有些劃入漢代，有些劃入魏晉，而實際兩者之間是彼此交錯的，這一點需要注意。從總體上說，東漢中期是漢代文學走出低谷、漸漸復甦，文學風尚發生轉變的時期；東漢後期的文學則達到一個新的高峰，並直接開啟了魏晉南北朝文學。

東漢中、後期，社會形勢、政治情況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正如本編的《概說》中所介紹的，從外戚、宦官擅政引起士人的抗爭開始，以不斷強大計程車族集團力量與皇權之間的抗衡為中心，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發生了激烈而錯綜複雜的鬥爭，強有力的君主專制開始瓦解乃至崩潰，社會處於動盪與混亂之中。與此同時，維護君主專制的精神支柱——官方的正統儒學也失去了它的號召力，失去了對社會人心的控制。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文人們於迷惘與痛苦之中，對人生、對社會，對個人與社會及政治的關係，產生了新的思考，個體意識漸漸抬頭（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概說》中詳加論述），文學也隨之發生變化。瀰漫於東漢前期的歌功頌德之風逐漸減弱，以散文為主體（包括辭賦和詩歌在內），發起了對於腐朽的統治、對於社會黑暗現象和官方統治思想的有力批判，於是形成漢代文學中第三代政論散文——批判性的政論散文；以辭賦和詩歌為主體（包括散文在內），更注重於自由地抒發情感，宣洩痛苦與苦悶的情緒，表達對於各種人生慾望的追求。於是出現了不少新的文學題材。不但產生了許多在東漢前期受到阻遏的表現男女歡愛之情的作品，還出現描繪女性美乃至帶有明顯情慾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