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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認為“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這也完全與李贄的“童心說”相符。王氏對前代文學的評價，也頗有在新的理論意識上推進了前人的認識的，如他指責“歷代詩人多託於忠君愛國勸善懲惡之意”，妨害了中國文學的發展，其中包括“杜子美之抱負”、“韓退之之忠告”、“陸務觀之悲憤”（《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這是對以政教為中心的載道文學的尖銳抨擊。總之，在爭取個性解放的歷史背景下，要求文學徹底擺脫工具性的附屬地位，在“人”的意義上確立文學的價值觀，這是必然的、不斷增進的趨勢。而王國維的貢獻，是透過引入西方學說把這種要求高度理論化了。

王國維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除了《人間詞話》，還有《紅樓夢評論》、《宋元戲曲史》，均是具有開創性的著作。

“五四”是“文學革命”的時代，各種西方文藝思想的引進和新學說的提出，激進地否定整個封建舊文學的態度，使得這一時代的文學思想豐富多采而看起來全然不同於以往。

但是，它的某些基本主張，畢竟還是和歷史上我們所說的“變異因素”相聯絡的。在“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下，“文以載道”首先失去了它的“道”；但當李贄說出“不知孔子何自可尊”時，一種歷史的要求已經隱伏下來了吧！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的“八事”，固然不像周作人所說只是晚明性靈派主張的“復活”，但從具體要求來說，諸如“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避俗語俗字”這六條，確是和性靈派的諸如“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等基本主張相通的。從人格的真誠求文學的真誠，是“童心說”的根本，而“童心”也再度成為“五四”時期眾多文學家的呼喚，如王統照詩所寫：“我狂妄般的咒恚人間，他們為什麼將我的童心來剝奪了？”（《童心》）不過，真正“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魯迅《論睜了眼看》），需要深刻的思想和巨大的勇氣，像魯迅那樣，是很少有人達到的，但它終究成為中國文學中越來越重要的尺度。

當然，“五四”時代的文學思想有很多重大的發展變化，只是這已不在我們的論說範圍了。

九、“五四”新文學所處的歷史環境仍然是艱難的，前人所提出的問題並沒有在這裡得到根本的解決，歷史仍然保持著它的巨大慣性。在這一意義上，也需要把“五四”新文學視為中國文學史上連貫的一環。

辛亥革命所帶來的清王朝的覆滅，並不意味著封建制度的自然瓦解，它是外力壓迫、由此提前發生的政治革命、反清排滿的民族主義三種力量重合的結果。在中國的土地上，遠未來得及產生足以支撐民主共和制度的經濟結構、社會階層和思想文化。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社會在許多方面甚至比以前更顯得黑暗，這便是魯迅所感嘆的從奴隸而變為“奴隸的奴隸”的處境。

自清後期以來，中國社會便為多種歷史要求的並存和相互牽制乃至相互衝突而困擾：抵抗外國侵略、吸收西方文化、反對封建專制、提倡民族主義、主張個性解放、重視社會責任……。有些東西從道理上似乎可以解釋成並不矛盾的，如吸收西方文化與反對西方列強侵略，然而放在複雜的現實中就遠遠不是如此簡單。在這種條件下，作為歷史進步的主導方面——反對封建專制和建設新文化，就會遇到格外多的困難，它常常不得不讓位於社會的其他需要。

在中國歷史上，雖然至遲從晚明算起，就已經伴隨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而出現思想文化的蛻變，但這種變異因素與前者一樣生長緩慢而難以成熟。到了清末民初之際，投身於社會變革的知識階層不得不大量引入西方思想文化來滿足中國自身的需要。但這和古代已經發生過的文化引進不同，這是一次生硬的嫁接，中國社會的狀況雖說能夠接受卻也難以充分消化引入的東西。像作為資本主義文化特徵之一的個人主義思想，在當時就難以找到生長的土壤。它很容易被有意和無意地解釋為只顧自己、不顧他人的思想。又譬如“自由”曾經是清末反抗專制的基本口號，而革命者陳天華卻告訴人們：“吾儕求總體之自由者也，非求個人之自由者也。”

（《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說“自由”卻先把個人排斥在外，這是很怪特的解釋，但在中國實在又並不奇怪。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五四”新文學運動雖然一度很快地高漲起來，也獲得了顯著成就，卻未能持久，很快又消退下去。文學作為一種創造生活、改進民族文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