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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出現，給中國文化的氣質帶來極大的改變，這是社會發展變化、外來文化影響和魯迅在自身經歷中養成的個性的共同結果。

七、要說“五四”新文學與以前文學的最明顯的區別，是它包含了積極地改造社會的精神；許多優秀作家的眼光，不僅關注自我，同時也關注社會，關注下層民眾（尤其是農民）的生存處境。從魯迅的《阿Q正傳》、《祝福》、《故鄉》等小說開始，許多作家寫出了相當數量反映農村社會情況及農民生活的作品，構成“五四”新文學一個富於特色的方面。與此相似的，還有一部分作品涉及了城市貧民的生活。

當然，反映“民生疾苦”向來是中國文學的傳統，它至少可追溯到漢樂府，而社甫通常被推舉為這一傳統的代表。但“五四”新文學中這一類作品的性質與上述傳統是有著根本不同之處的。以前的文學反映民生疾苦，所注意的是農民物質生活的貧困和具體遭遇的不幸，其原因大致可以歸結為戰亂、災害和官吏的貪暴等幾項，所提出的要求不外減輕賦稅、改善吏治、抑制豪強，使民眾免於飢寒，得到稍為安定的生活。

這樣的文學當然也有它的價值，但說到底，即使像杜甫那樣出於真實同情的詩篇，所表達的也只是封建政治的理想，所謂“憂民”總是和“憂君愛國”聯絡在一起，並且根本上服從於後者；更有許多人只是藉此表示自己未曾忘記作為官吏的責任而已。所以袁宏道不無憤慨地自稱“詩中無一憂民字”，原因是“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而從魯迅開始的反映下層民眾生活的文學，所注意的不僅是他們生活表面上的困境，而且更多地深入到他們精神上被奴役、人格被踐踏、人性遭到扭曲的悲哀的命運。這就遠遠不是稍稍給以飽暖就能解決的，而必須求諸整個社會包括文化傳統的改造。

郁達夫述及“中國新文學內容變革的歷程”，說是在“發見了個人”之後，“接著便是世界潮流的儘量的吸收，結果又發見了社會”（《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這裡說的“社會”包容較廣，就我們所談的這一方面來說，外來影響確實起了很大作用。最初是林紓翻譯了狄更斯的一些“專為下等社會寫照”（林紓《孝女耐兒傳序》）的小說並表示讚賞，這對改變人們的文學價值觀發生了一定影響。此後西方民主與平等的思想被大量介紹進來，人們對世界文學的情況也瞭解更多，於是在“五四”時期對“平民文學”的提倡成為一股浪潮，它被看作文學發展的方向，如劉半農《中國之下等小說》就是從世界歷史演變的角度來闡述的。可以說，沒有外來文化的影響，中國關於“下等社會”的文學的發生恐怕要遲得多。

郁達夫把“個人的發現”與“社會的發現”作為“五四”新文學中相繼發生的現象來描述，那麼，這兩者之間究竟有什麼樣的關係？有人習慣把個性解放、個人主義思想與關注大眾、改造社會的意識對立地看待，然而從“五四”新文學的情況來看，恰恰是沒有前者就不會有後者。所以，儘管新文學中反映下層社會的作品在以前的文學中幾乎找不到直接的源頭，但作為個性解放的精神發展到一定程度才會出現的東西，它終究還是連續的歷史過程中的產物，只是外來影響使它的出現大為提前了。

要說明“個人的發現”是“社會的發現”的前提，有一個道理至為簡單：人們只能用自己能夠理解的方式看待世界；

一個人倘若未曾真正意識到自身的獨立價值，當然無法注意他人的獨立價值。就像杜甫，因為“君”與“國”對於他是首位的，所以他必然要求在戰亂中飽經苦難的人民繼續為“君”與“國”奉獻最後的一切（如“三吏”“三別”所寫）；

詩人的良知令他對人民失去生存的希望感到痛苦，但他的思想只能到此為止。再以魯迅為例，由於自由和尊嚴對於他至關重要，所以他才會因曾是天真少年的國土變得謙卑遲鈍而感到莫大悲哀。這是切己之悲，與閏土本人反而無涉。實際上《故鄉》所寫的閏土並未遭遇特別的災難，他的一生在舊中國的鄉村裡平常之極，而魯迅從中看到了生命不應有的沉淪。“五四”時期優秀的農村小說（包括喜歡寫鄉村美好風情的沈從文的一部分作品），常常是這樣從人們司空見慣、絕不以為有何深意之處發掘出令人心驚的人生悲劇，這確是一種全新的“發現”。——但它們的前提，是作者必須有新的人生價值觀。

魯迅談他為什麼寫小說，稱：“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