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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

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

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

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

曾為東漢都城的洛陽，一度繁華無比，經董卓之亂，成為廢墟。此詩由皇宮而民居，從城市到鄉村，逐步開展，描繪出一派蕭瑟淒涼的景象。洛陽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地點。作者對洛陽的憑弔，實際包含了對整個社會、整個漢末歷史的哀傷，內涵非常深厚。

在曹植前期作品中，更多地抒寫了個人的志趣與抱負。如《白馬篇》，雖是遊俠題材，詩中那一位英勇少年，實際也是作者自我的化身。“名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表達了作者對壯麗人生的追求。《鰕鮊篇》則直抒胸臆：“駕言登五嶽，然後小陵丘。俯視上路人，勢利唯是謀。”“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泛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呈現出一片豪邁氣概。這些詩大多情調開朗，富於進取精神，同時洋溢著自信自負的少年意氣。

此外，因為曹植前期生活在優裕的環境中，與曹丕一起，以貴公子的身份與曹操屬下的文人交往，所以也寫下不少記敘宴遊及唱和贈答之作，如《公宴》、《侍太子坐》、《鬥雞》等，大抵情調平和，辭采華麗，很有些貴族氣。這一類作品曹丕、王粲等也有，而以曹植為突出。這種詩當然很少具有深刻的內涵，但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它反映了建安時代詩歌題材不斷擴大，更多地反映人們的日常生活。同時，也反映了隨著文人文學集團的出現，詩歌的娛樂性與社交功能更加明顯了。曹植後期，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極為悲憤苦悶，作品的內容與風格發生顯著變化。那種雍容華貴的詩作極少再出現，一些表達不甘閒置、要求施展才能的願望的作品，也不像早期之作那樣豪邁自信，而是顯得深沉悲涼。更多的作品，集中抒寫了對個人命運的失望，和對曹丕政治集團的怨恨。這些詩文中，充滿受壓迫的痛苦，對自由生活的嚮往，以及預感生命將在屈辱與碌碌無為中消耗、失去其應有價值而產生的悲哀。

這裡有的作品是用比興、象徵的手法寫成的，曲折地反映了內心的不平與哀怨。如《美女篇》，形式模仿漢樂府民歌《陌上桑》，但主旨改變了。詩中逐一鋪寫女主人公的美麗、高貴之後，這樣結束：“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眾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透露了懷才不遇、有志難伸的痛苦。又如《吁嗟篇》，以蓬草為風所吹，四處飄蕩的形象，象徵自己屢被遷徙，不能與親人相聚的命運，表達“願與根荄連”的願望。另有一些作品，則用激切的語言表現內心的憤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贈白馬王彪》。這首詩作於黃初四年（２２３），當時諸王循例入朝，曹彰暴死京城，曹植與曹彪返回封地，途中又被強令分道而行。全詩分七章，感情豐富複雜。旅途的艱辛，骨肉分離的悲傷，對人生的失望，對曹丕不敢明言的憤恨，對監視者的詛咒，兄弟之間強作豁達的慰勉，層出迭出，真切感人。

在曹植後期的詩中，還出現一種從根本上對人生表示懷疑、否定的傾向。這是因為他既不能放棄對於人生價值的追求，又看不到現實矛盾有任何解決的可能。《贈白馬王彪》末章說：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

天命可疑，神仙虛妄，人壽不永，現實世界只是一片黑暗。本來，建安文學具有一種開朗亢奮的基調。但這種基調是建立在對追求人生價值的自信的基礎上的，當嚴酷的權力鬥爭破壞了這種自信以後，詩歌的格調就隨之改變。由此開啟了正始文學的風氣。但從根本上說，曹植早期詩歌的激昂之氣與後期詩歌的悲哀情調，有其相通之處。正是因為建安文人對於自由意志和生命的價值有著熱烈的追求，當這一追求受到抑制時，他們的悲哀才如此強烈。從這一點來理解正始文學，也是同樣道理。

曹植前後期的詩篇，在內容上雖有上述明顯的不同，但都感情充沛，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徵；而尤其重要的是，透過他一生的創作實踐，他把文人的藝術修養、文人文學的傳統與樂府民歌的特點結合了起來，既吸取了民歌的長處，又改變了民歌單純樸素的面貌。《詩品》評他的詩是“骨氣奇高，詞采華茂”，黃侃《詩品講疏》又加上“不離閭里歌謠之質”，曹植的詩歌確實兼具這兩個方面。具體地說，以下五點很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