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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悲涼慷慨的感情需要與之相適應的表現形式。過去，文人的文學創作集中於辭賦。東漢後期出現文人詩歌開始興起的苗頭，但尚不足以動搖辭賦的主導地位。到了建安時期，辭賦領域中抒情的小賦取代了體物的大賦。但是，對於上述悲涼慷慨、深厚濃重的感情，不要說體物的大賦，就是抒情小賦也不能承擔恰當地表現它的任務。因為，抒情小賦所創造的也是由鋪陳、渲染而形成的美，而慷慨悲涼的感情則要求在表現上的由感情的凝聚而形成的力度。可以說，沒有一篇抒情小賦是能具有慷慨悲涼之氣的。因而，文人創作的中心，就從辭賦轉移到詩歌，形成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文人詩歌的創作高潮，並從此奠定了詩歌在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主導地位。

建安詩歌一方面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加以發展、改造。

就繼承方面來說，從漢樂府民歌中興起的五言詩形式，被建安詩人普遍使用，加以發展，併成為整個魏晉南北朝詩歌最基本的形式。樂府民歌的語言風格，對文人詩也產生了明顯的影響。而且，採用樂府詩題，沿襲樂府民歌中常見題材的作品，在這一時期的文人詩中佔了很大的比例。

就發展和改造方面來說，首先，過去作為詩歌主體的樂府民歌，是一種社會性的集體創作。它們由某些無名作者最初寫成以後，在流傳過程中不斷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現出作者的個性特徵。而建安時代，就不大有作品無主名的現象。這些與作者的名字聯絡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個人的特殊經歷、情感和獨特的審美愛好緊密聯絡在一起。這就促使詩歌向風格多樣化的方向發展。其次，漢樂府民歌中敘事詩為數較多，因為帶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為普通民眾接受，得到廣泛流傳。而建安文人詩絕大多數是抒情之作，即使採用樂府詩題，也很少具有故事性。第三，過去作為文人文學之主體的辭賦的某些特點，也被帶到詩歌領域中來。辭賦最顯著的特點是語言華麗，而樂府民歌一向是樸實無華的。建安詩人中，不乏作賦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們的詩，也明顯帶有華麗的傾向。而且，在辭賦中較早就被大量運用的駢偶手段，在詩歌領域內，也是由他們率先使用的。這些駢偶（即對仗）詩句，還顯示出有意錘鍊的痕跡。總之，建安文人詩既受了樂府民歌的影響，同時開始向文人化的精緻華美轉變。這在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史上，是一個重大的開端。曹丕說“詩賦欲麗”，正反映了當時普遍的文學觀念。不過，建安詩歌雖有趨向華麗的一面，但並沒有過分使用典雅深奧的書面語言，也沒有過分的繁縟、鋪張，以至文句鬆弛，妨礙情感的表達。一般說來，作品的語言仍然是明朗、淺顯、緊湊而富有力度感的。

人們在談到建安詩歌的時候，常常稱譽“建安風骨”。所謂風骨，乃是指作品內在的生氣和感染力以及語言表達上的簡練剛健的特點。當然，這二者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而建安風骨的形成，就是基於其作品中的慷慨悲涼的感情及其在藝術上表現的上述特色。後世的作家在反對片面追求形式和單純的修辭之美，而強調文學的熱情和內在的感染力時，往往就標舉“建安風骨”的旗幟。

一、曹氏父子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時代政治的中樞，又是文壇的領袖。他們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許多文人，開創了一代文學風氣。其中曹植在政治上最終遭到失敗，但在文學上卻取得最大的成就。他的詩歌創作，在許多方面影響了整個魏晉南北朝詩歌的發展方向。

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有《魏武帝集》。父親曹嵩是得寵宦官曹騰的養子，官至太尉。曹操也憑藉著家庭的勢力，年滿二十即舉孝廉為郎，步入官場。在漢末大亂中自聚兵馬，建立了可以抗衡群雄的軍事力量。建安元年，受封為丞相。繼而於官渡一戰擊敗北方最大的割據勢力袁紹，逐步統一併實際統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