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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明確的。

《登大雷岸與妹書》，是鮑照在從建康去江州的途中，寫給妹妹鮑令暉（也是一位女詩人）的家書。書中除首尾略述旅途之感受外，基本都是對所見自然景色的描寫，運用賦體的手法，是當時文章的新體。語言風格，與作者其他詩文相類，色彩瑰麗，用辭雄健有力。而寫景之生動，尤為稀見。

南則積山萬狀，負氣爭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群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潮，峰與辰漢相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彩，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裡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

畫面闊大，氣象萬千，群山眾水，均呈動勢，光色耀目，令人應接不暇。作者駕馭文字的才華，確是不凡。

宋代另一位詩人湯惠休，生平不詳，只知他原來做過和尚，孝武帝因其有才，命使還俗，官至揚州從事史。時人將他與鮑照並提，有“鮑、休”之稱。實際湯的成就遠遜於鮑，只是他們的詩歌都有學習南朝民歌、語言轉向華豔淺俗的特點。《南史·顏延之傳》載顏對湯惠休的批評說：“惠休製作，委巷中歌謠耳。”從中既可以看出湯詩的風格，也可以看出當代詩人崇雅與趨俗的對立。他現存作品只有十一首，基本上都是樂府詩，很明顯地體現出吳聲、西曲那種委婉嫵媚的韻致。如《楊花曲》：

葳蕤華結情，宛轉風含思。掩涕守春心，折蘭還自遺。

湯惠休在文學史上的意義，也就在於他和鮑照一起，代表了文人詩與民歌的重新結合，成為齊、梁文學的先導。

第二節　齊代詩文

齊朝立國只有二十多年。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文學現象，一是“永明體”的出現，一是豔體詩的露頭。

永明是齊武帝年號（４８３—４９３）。當時，圍繞著武帝次子竟陵王蕭子良，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文學集團。當代凡稍有才名者，均曾為竟陵藩邸所網羅。其中最著名的，是蕭衍、沈約、謝朓、王融、蕭琛、範雲、任昉、陸倕八人，號為“竟陵八友”。八友中的沈約和另一位同樣與蕭子良交密的周顒，是聲韻學的專家，他們把考辨四聲的學問運用到文學創作中，創為四聲八病之說；謝朓、王融、範雲等人也積極參與這種新詩體的創作，造成了古體詩向格律詩演變的一次關鍵的轉折。《南史·陸厥傳》說：

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為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二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

大略地說，永明新體詩的聲律要求，以五言詩的兩句為一基本單位，一句之內，平仄交錯，兩句之間，平仄對立。其餘類推。另外又要求避免平頭、上尾等八種聲韻上的毛病，即“八病”之說。只是“八病”的規定過於苛細，當時人即不能完全遵守，後來定型的律詩也並不避忌所有“八病”。除了四聲八病的講究，永明體還有一些寫作上的習慣。如篇幅的長短，雖無明確規定，但通常在十句左右。由此發展下去，形成律詩的八句為一首的定格。還有，除首尾二聯外，中間大都用對仗句，這也成為後來律詩的定式。

聲律的運用首先是在五言詩的範圍內。大致到陳代，五律已經基本成熟，而後唐人將之改進得更為細密並加以定型化。七言詩的律化主要是在唐代完成的。在詩歌走向律化的同時，駢文、辭賦也受到影響，出現講究平仄、調諧聲韻的現象，只是不像詩歌那樣嚴格。由於運用聲律以求新變，從總體上說，齊代以後的詩文都更加嚴整工麗。

聲律論的提出和運用，直接的原因，是詩歌大多已脫離歌唱，因而需要從語言本身追求音樂性的美。但它的意義還不止於此。因為講求了音樂性，提出了“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南史·王筠傳）引謝朓語）的審美觀念，這就開始矯正了晉、宋以來文人詩的語言過於艱深沉重的弊病，而轉向清新通暢。因為艱深的詞語即使在聲律上符合要求，但由於閱讀上的阻隔，也不能達到流走暢利的實際目的。再則，由於新體詩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不容許過去那種肆意鋪排、一味賣弄才華學問的寫法。作為一種流行的風氣，即使並非新體詩，蕪雜拖沓的毛病也漸漸少了，明淨凝鍊的作品開始多起來。這是一個意味深遠的變化，對於梁、陳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