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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委員會、足總教育委員會等各個委員會支援後，才能將這個大綱提請足總理事會決議。

於是一個生來為足球服務的管理機構，在百餘年的遲緩運轉後，變成了一個讓足球為其服務的官僚機構，這就是英格蘭足總的現狀，也是英國人認為英格蘭足球無法保持世界一流足球地位的結構性痼疾。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足球管理機構，已經無法適應當代足球的需求。事實上，任何一個管理機構，都不可能沉迷在自封的百年老店情結中。英足總的百年起伏，雖然和中國足球的現狀沒有太多關聯，不過從這樣一個管理機構的變遷和衰落，也能看出足球行業最上端的管理機構一旦失去運轉效率，對其下所有足球相關事務形成的消極影響將會有多大。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足球事務發展，必須首先保證其足球管理機構的健康高效和務實，其主要精力必須直接服務和管理足球市場，而不是承載在其他非足球性質事務的行政機構。英足總在變遷中走向官僚化，我們的足球管理機構確實從建立之初，就有官僚機構的嫌疑，其改革難度，恐怕比英格蘭足總現代化還要高。

足球商人的到來

足總的停滯和內耗，給整個英國足球帶來的長遠傷害，有一種延時的體現。停滯出現於社會發生巨大激盪的六七十年代，但危害體現在*十年代，也就是整個足球行業，不論職業聯賽、青少年還是國家和地區代表隊，在競技能力、社會形象以及經營績效上，都因為此前管理和服務的不科學不專業不及時，而蒙受著各種損傷。

這種管理者不力帶來的延時效應，倘若真是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足球運動規律，那麼我們不得不為中國足球未來的十年更加擔心——過去的十年，管理架構上的疾患，已經讓中國足球舉步維艱，各方面的表現都無法令社會滿意，如果深度的延時效應會在十年之後更集中的體現，那麼我們豈不是正坐在一顆定時炸彈上？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如果前人不是栽樹，卻是在挖一個又一個火坑呢？我們如何對得起後人？

只是足球運動本身，在英國這片熱土上，並沒有因為管理機構的滯後形成倒退，那股本能的驅動力，仍然推動著足球迅猛向前發展，這是因為足球在第一個母體的誕生和發展，完全是一種由下而上的趨勢，是因為足球高度普及和受歡迎，才有了足總和聯賽委員會這樣的管理機構。即便管理機構滯後了，源自於社會大眾對足球的熱愛和尊重並沒有消失。

或許英國足球和中國足球的一大差異便在此處——足球在中國也有過一段自然發展、民間普及的過程，不過由於戰亂和社會震盪，1949年之前的半個世紀，足球只在一些中國的一些中心城市裡找到了有限的生存空間，在新中國成立後，足球馬上就被納入到整個社會一體化框架之內，這樣的管理架構，對於在短時間內提升足球運動競技水準當然大有幫助，可是整個社會對於足球的關注，都是圍繞金字塔頂尖國家隊的競技成績，民間參與程度低，業餘足球普及有限，青少年培訓更是全部被管理體制吸收同化。缺乏自然發展的空間，再強大的管理機構，也不可能完全操控足球這樣一項需要巨大民眾基礎的大眾運動。　。。

中篇　進退維谷的職業足球（4）

於是當時光流轉到了八十年代，強勢了三十年的英格蘭聯賽，最終積重難返，陷入了一個巨大的泥潭。此時英格蘭俱樂部足球的競技能力達到了一個巔峰期，利物浦諾丁漢森林和阿斯頓維拉先後7次奪取歐洲冠軍盃，英格蘭俱樂部雄霸歐洲足壇，但是各種社會化的問題對英格蘭足球的侵蝕，讓整個足球架構岌岌可危。英國經濟不可救藥地衰退，社會矛盾極度尖銳，也在激化著英格蘭足球流氓問題，觀看足球賽事，不再是每週一次的節日，而變成了每週一次的冒險。年久失修的球場，是另一層安全隱患，對於功利的俱樂部經營者而言，他們最不樂意的投入就是翻修球場，因為這種投資是不可能收到及時回報的。和此後發展起來的義大利、德國、法國等職業聯賽不同的是，球場全都屬於俱樂部自有資產，他們很難從政府籌款來翻修球場，當一個個聞名於世的球場都有了上百年曆史後，其安全隱患又得不到及時解除，這是釀成八十年代一系列足球場慘案的原因——1985年的布拉德福德火災和1989年的希爾斯堡慘案，再加上1985年因為球迷鬧事而引發的比利時海塞爾慘案，都讓英國足球形象蒙受了一次又一次毀滅性的打擊。

管理機構內部的混亂，也讓足總和聯賽委員會變成了一個政治紛爭的獵殺場，對於直接面對職業俱樂部的聯賽委員會而言，幾乎所有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