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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並不意味著這是惟一的一條規律。在20世紀60年代初，對究竟是強調對立面的統一，還是強調對立面的衝突這一問題，哲學界發生了激烈的論戰，論戰使這一點變得更清楚了。楊獻珍認為，應當重視合二而一，即由對立力量的衝突所產生的新的統一階段。［44］毛澤東反對楊獻珍的這一主張，是因為楊的觀點會造成政治上的分歧。楊獻珍的觀點恰好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強調調和那時的鬥爭，而毛澤東正試圖要提出相反的觀點。不過他的這種觀點也具有更廣泛的方法論上的意義。毛澤東指出，過分強調對立面的統一，而不強調對立面潛在的矛盾，那是一種黑格爾式的錯誤，它會導致滿足於現狀的觀點。他堅持認為，正確的立場只能是一個，就是在強調一分為二的同時，指出衝突的連續性以及統一和平衡的暫時性。［45］

*　《對游泳的評論》，載《人民日報》（1966…07…25）。（似應為1964年8月18日關於哲學工作的談話。———譯者注）第二年毛澤東重申了這一觀點，並提到斯大林把恩格斯的三條規律擴充套件為四條；而毛澤東認為：“辯證法只有一個根本規律，就是矛盾的規律。質和量、肯定和否定、現象和本質、內容和形式、偶然和必然，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現實等等，都是對立的統一。”《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65年12月21日）。

毛澤東對楊獻珍觀點的批評表明：辯證地解決統一中的對立和對立中的統一這種明顯的兩難問題，應當將這兩種狀態看作在連續性過程中隨時間變化而相互交替的瞬間。在發展過程中有這樣一些時期：這時，鬥爭、分裂和質變是其特徵；同樣，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這樣一些時期：這時，互補、統一和量變是其特徵。儘管這兩個階段對於事物的發展過程來說都是必然的，但是，毛澤東認為前者是“絕對的”或既定的，而把後者———互補和統一　———想象為相對的或暫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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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衝　突（13）

從毛澤東解決這一問題的辯證觀念中產生了在他的著作中影響最廣泛的兩個比喻。這兩個比喻就是他在解釋前進和發展的運動過程時所用的“波浪”和“螺旋”。他在1961年［46］寫道：“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47］“螺旋”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由於事物從不平衡開始運動，然後重新回到平衡，因而“每一迴圈都進到高的一級”［48］　。“波浪”表明了高潮和低潮［49］、緊張和鬆弛的相互交替［50］。他在1958年說：“波浪式的前進形式就是謹慎和草率的對立統一”，就是“現實與理想的對立統一”。［51］

最後（在某種意義上並不是最後，因為我們在談到毛澤東關於人在辯證過程中的作用的觀點時，還會談到這一點），他常常把“波浪”當作整體自然的象徵來談論，因為它是人們在前進過程中必須與之鬥爭的物件。在毛澤東的詩詞《游泳》中，他引用了孔夫子對波浪的象徵意義的解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但是，前面的幾行詩句顯然改變了象徵意義：

萬里長江橫渡，

極目楚天舒。

任憑風吹浪打，

勝似閒庭信步。［52］

顯然，波浪對毛澤東來說，是自然界辯證運動的一種象徵，它也曾使毛澤東的祖先們產生過同樣的聯想。但是，在談到當人們面對這種運動的態度時，他卻毫不猶豫地背離了這種象徵意義。他在1964年說：“游泳是同大自然作鬥爭的一種運動”，“在這種運動中，游泳者與大自然搏鬥”［53］。　“波浪”同樣也被看成是他政治生活的一種象徵：1966年7月，他再次躍入揚子江，以表明他精力旺盛，正在作為“第一線”領導人重新出現，準備在開始形成的“文化大革命”中發揮主導作用。［54］

有意義的是，毛澤東提出要拋棄恩格斯的第三條辯證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理查德？伯恩斯坦用一種頗有啟迪的類推法指出，黑格爾運用“否定”這一術語是要描述新事物產生的過程：“當辯證過程的某一個‘要素’得到充分發展或理解時，就會引起它自身的否定，當然它不會機械地遇到某個反題，相反，這個過程倒更像悲劇英雄，因他自己性格的發展而導致‘失敗’這樣一種不幸的過程。”［55］相比之下，毛澤東有關合題實現過程的思想，可能由於他只是透過恩格斯才瞭解黑格爾的，因而更具機械性而不是有機性。他實際上把相對平衡階段當作量變過程來描述，並且認為這種變化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