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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馬克思本人的例子來說明，馬克思起初是一個沒有實踐經驗的知識分子，但後來他彌補了這一缺陷。最終，馬克思“成了一個代表人類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識分子……［他］在實際鬥爭中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得到的結論又拿到實際鬥爭中去加以證明”［45］。

在1958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重申了有關理論家與實際工作者相結合的必要性，他指出：“我們的認識，是根據客觀感覺而來的，就在我們的腦子裡形成了許多概念。”［46］他在兩個月前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的論述表明，實現這種結合是不成問題的。在那裡，他把大腦比喻為形成概念的“加工廠”，它從群眾中獲取資訊，經過加工，形成概念，然後再把這些觀點和思想傳達給群眾，以便受到“人民群眾”的“考驗”，判定它們是否是“合用”的或“正確”的。［47］這裡的含義很清楚，黨的領袖們的大腦是創造理論的“工廠”，而人民群眾為這些工廠提供感性認識的原材料，並對這些工廠的產品進行驗證。解放以後對認識理論最完整的論述，是中央委員會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決議中的一節文字。［48］從中節選的題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的文章，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出版的《四篇哲學著作》中作為第四篇公之於世。在這裡，毛澤東重新構建了他的理論框架，他把認識過程描述為兩個階段，而不是三個階段。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在一個單一的過程中結合起來：“開始是感性認識。這種感性認識的材料積累多了，就會產生一個飛躍，變成了理性認識，這就是思想。這是一個認識過程。”［49］這裡所描述的這一過程的辯證性質雖然不如原來的三階段公式清晰，雖然這裡講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運動是一個“飛躍”，但在同一段話中，也把這種運動視為感性認識逐漸積累的結果［50］；然而，我們在前面已看到，對毛澤東來說，單純的量變並不包含辯證運動。*

*　下面所提到的例子是這條規律的一個例外。這個例子中的量變似乎具有質變的性質：“你可以問三歲小孩‘你媽媽是狗還是人’？他可以回答你‘媽媽是人不是狗’，‘媽媽是人’是個別與普遍之統一，是矛盾的對立面的統一。”見《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第二次講話》（1958年5月17日）。這個觀點表明，概念是特殊和一般之間的矛盾的產物，而這“一般”和概念似乎就是一，是同一的。

論知與行（8）

這一過程的第二個階段在本質上與原來論述中的第三個階段是相同的：

然後又有認識過程的第二個階段，即由精神到物質的階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階段，這就是把第一個階段得到的認識放到社會實踐中去，看這些理論、政策、計劃、方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預期的成功。……人們的認識經過實踐的考驗，又會產生一個飛躍。這次飛躍，比起前一次飛躍來，意義更加偉大。因為只有這一次飛躍，才能證明認識的第一次飛躍，即從客觀外界的反映過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論、政策、計劃、辦法等等，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51］。

在這個階段上，雖然所運用的術語是辯證的，但這一過程本身似乎又沒有明顯的辯證法。但是，毛澤東關於這一過程的概念實際上是辯證的概念，這一點只是透過他對這一認識過程所作的如下概括才表現出來：“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這樣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飛躍現象”［52］。

把認識過程由三階段簡化為二階段後，整個過程中的基本矛盾，即理論與實踐的矛盾，被突出出來了，觀察者和行動者相統一的問題也闡述得更加清楚了。同時，他原來關於感性認識過程和實踐過程（理解過程和改造過程）合二為一的觀點，在此以更為直接的方式得到了重申。確實，毛澤東在1937年的講演中所概括的觀點似乎與後來的公式有著比較直接的聯絡：“透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透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這種形式，迴圈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迴圈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53］

人們普遍認為，毛澤東在1963年討論他的認識論時最引人注目的東西是他強調思想意識的力量，這種強調有時被人認為差不多是向他自己曾嚴厲批判過的唯心主義發展。他說：“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然而如果把這段話當作毛澤東在晚年出現了某種新唯心主義的跡象來解釋，我認為是沒有根據的。有幾個理由可以來說明我的觀點：第一，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