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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回到原話題上來。這在認識論上的準確性方面有所獲，但在透徹性方面則明顯有所失。

確實，毛澤東在其政治生涯的各個時期都認為存在著一些突出的特殊問題或矛盾———他稱之為“主要矛盾”。理解這些問題是什麼以及會對他的思想有什麼影響，這是非常重要的。我聯絡我所選擇的內容廣泛的論題來討論這些問題或矛盾，並且按照毛澤東在其整個生涯中形成的處理這些問題或矛盾的方式去討論各個論題，而不是按照年月順序來論述這些問題或矛盾。

這樣一種研究絕沒有脫離歷史內容，但它又確實是在這樣一種假設的基礎上展開的，即從毛澤東的政治實踐中形成的某些思想超出了其概念暫時的有限聯絡，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從而能夠以這種方式進行有效的研究。由於本書採用這種框架，不熟悉這一時期歷史的讀者會發現，毛澤東傳記或關於他的歷史生涯的著作是本書有益的輔助讀物。按時間順序閱讀毛澤東的著作本身是對本書更為重要的補充。事實上，即使對通曉這一時期歷史的讀者而言，本書也只是閱讀這些著作的介紹和指南，無論如何也不能替代接觸原始材料。

。　想看書來

毛澤東的政治哲學　前言（3）

閱讀毛澤東著作的起點，是看官方出版的選集，它收集了毛澤東1926年至1957年的著作。［2］其他兩本集子也已在北京出版。一本是毛澤東的軍事著作［3］；另一本是單卷本的毛澤東解放前後的著作“選讀”［4］。不過，官方出版的選集，僅收集了這一期間毛澤東的部分著作。在東京，已編輯出版了毛澤東解放前著作的中文版原文全集，即《毛澤東集》。這是一個比較完整可靠的版本。［5］此外，我們得知還要出版毛澤東的全集。［6］

斯圖爾特·施拉姆的《毛澤東的政治思想》一書，收錄了中國官方選集沒收入的毛澤東解放前著作摘錄的譯文。［7］內有近300頁是毛澤東從其走上社會開始直至“文化大革命”為止的著作的節錄。施拉姆的註釋特別有用，它指出了現行的權威版本出版前編輯和修訂的毛澤東解放前著作種種版本的變動情況。我同南希？安妮？戴爾合作，參考中文來源和1949年至1975年近800件文獻的英譯本，編輯了基本上完整的毛澤東解放後著作的文獻目錄和索引。［8］最後，布朗大學目前正在開始一項工程，由高英矛（音譯）主持編輯工作，目的在於用中、英文出版毛澤東的全集。

這一研究始於10多年前。當時，我對“繼續革命”觀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一觀點認為，在成功地奪取國家政權後，革命能夠而且應當繼續下去。這種思想似乎與在多數西方社會科學家中流行的關於革命的基本理論相矛盾。作為研究解放後中國政治的學者，下面的事實引起了我的興趣：雖然很明顯毛澤東及其戰友想在他們自己的實踐中來實施這一理論，而且確實在“大躍進”時期論述了這樣做的必然性，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他們仍然認為，他們的永遠革命或不斷革命概念與早在約半個世紀前就已論及這一問題的利昂？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毫無關係；在我作關於中國繼續革命理論的學位論文期間，中國新聞界開始再次明確提到這一概念，稱之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同時，由於“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紅衛兵組織出版了多種書刊，不僅在中國國內，而且在中國之外，人們都能夠找到大量新的先前沒出版過的毛澤東的講話和著作。［9］有了這種新材料，我的論文就把重點放在較近的時期，把繼續革命理論同“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它的實施聯絡起來。［10］在1971年的一篇論文中，我對有關觀點作出了總結。［11］

在最近的6年間，透過在伯克利和耶魯大學講授這一課程，我進一步發展了自己對毛澤東政治哲學的看法。這一經歷使我經常與那些對毛澤東政治哲學感到新奇的人接觸，這有助於我解決如何最好地從教學意義上探討這些問題。而且，透過課堂辯論，我進一步加深了對其哲學的理解和掌握：在一種真正的而且應當給予高度評價的意義上，我的學生始終是我的老師。我尤為感謝愛德華·弗裡德曼、漢納·皮特金、斯圖爾特·施拉姆、約翰·瑟維斯和弗裡德里克·韋克曼（即魏斐德）對本書初稿的精心指點，我同樣感謝南希？萊文伯格在本書手稿的最後階段所提供的編輯和研究方面的有益幫助。我最誠摯地感謝曾美霞（音譯）在文字翻譯方面的不厭其煩的指導，特別是她那為封面和詞彙表增輝的書法。我還要對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當代中國聯合會美國理事會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