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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為持有這種認識的人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成功地實踐它。假如這種檢驗最後表明它不是驗證某種思想，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問題就變成了是誰闡述了這個思想了。毛澤東在1963年的論述中指出：“先進階級”的思想，“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64］。歸根到底這種思想之所以是正確的，並不是由於它們在實踐中得到了證明，而是因為它們為先進階級的人們所掌握。因此，這裡所要評價的是觀察者—行動者，而不是那些思想本身。

從最複雜的情形回到最簡單的情形，如果“預期的結果”在認識過程中沒有得到實現，那麼，觀察者—行動者到什麼地方去尋找可能的失誤呢？在開始失誤時，毛澤東談到在發生失誤的地方重新考察和重複該過程的必要性。［65］那麼，該考察些什麼？這種失誤顯然可能發生於認識過程的三個方面。第一，某種正確的思想可能被不正確地付諸實踐。我會在以後說明，工作方式上的任何一種失誤都有可能不知不覺地影響到行動者的實踐活動，從而使他們試圖實行的正確思想變得毫無價值。第二，某種理論或思想可能是不正確的，而這一點反過來又可能有兩種可能的原因：或者是理性認識的“原材料”（觀察者對問題的感性認識）有缺陷；或者是他們在理性認識階段所運用的“前概念”是不正確的，因此不適用於這過程。第三，在認識過程中不能實現預想的結果，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由於觀察者—行動者的不合法性造成的。這後兩種可能的失誤，即不正確的“前概念”和不合法的觀察者—行動者，我們在討論衡量思想的適用性標準和對觀察者作比較的標準時再進行討論。弗朗茨？舒爾曼在他的著作《共產黨中國的思想和組織》中，對中國人以思想適用性為基礎對其進行評價的系統作出了說明。舒爾曼區分了“純粹的思想”和“實踐的思想”，把它們分別作為中國術語“理論”和“思想”的同義語。［66］他發現，特別是從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這一期間，中國人自己在某種程度上也作出了同樣的區分。他看到，純粹的思想是指一系列在本質上是靜態的、固定不變的觀念。［67］實踐的思想則是試圖把這些靜態的觀念與具體的、變化著的情況相結合的產物。在下面這段話中，他概述了自己的觀點：“思想的產生，並不是由於將真理運用於實際問題，而是將普遍的理論（它對實際問題可能有也可能沒有適用性）與正確的實踐（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真理來決定的）統一起來。”這樣一來，按照毛澤東的認識論觀點，思想（或認識）是活動的產物，而不是相反。［68］舒爾曼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純粹的思想*，而“毛澤東思想”則是實踐的思想。舒爾曼的公式雖然反映了毛澤東本人在其認識論著作中的傾向，即認為有些思想比另一些思想在正確性和有效性方面有較長的持續時間，但在他的公式中仍有一些內在相關的問題。

論知與行（11）

*　這裡，舒爾曼有些脫離中國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認為所有的意識形態都必然與特定的組織有關：理論就是一種有組織的民族精神。既然在當代不存在包括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內的超民族組織，也就根本不可能有普遍的馬列主義。相反，中國人並不具有舒爾曼這種理論與組織之間的關係的觀點，因此他們相信，至少馬列主義的某些原則是普遍正確的。

第一個問題產生於這樣的事實，即自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尤其是從1965年林彪論人民戰爭的文章發表後［69］，作為純粹思想的馬列主義和作為實踐思想的毛澤東思想之間的區別，不再有效了，因為，人們認為毛澤東本人在理論創造方面也作出了貢獻。［70］中國人習慣用法中的這種變化（假定確如舒爾曼所認為的那樣，過去的用法是有意的），使得人們對舒爾曼有關純粹思想和實踐思想的劃分產生了比他願意承認的還要大的懷疑。這種劃分確實從一開始就存在根本的問題，因為他對純粹思想的起源問題沒有作出任何解釋。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劃分無法說明理論的變化和發展，它用一種本質上是非毛澤東思想的方法把純粹思想視為靜態的、不變的。列寧的思想被視為當代純粹思想的組成部分，但在列寧在世時，這種理論卻勢必成為針對俄國革命的實踐思想。究竟是什麼東西“促進”這些思想從實踐思想領域轉化到純粹思想領域的，舒爾曼並沒有作出任何解釋。舒爾曼的闡述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由魏斐德提出的。魏斐德批評了舒爾曼的觀點，因為這種觀點實際上認為革命思想（即純粹的思想）有一個完全外在於中國革命的根源，因此中國人自己只能發現較低層次的真理，即實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