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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書記員,他經 常說,他從布蘭戴斯身上學到的東西比從任何人那裡學到的都多。在政治上,
艾奇遜也像杜魯門一樣,認為自己屬於中間偏左一點兒的人物。
與他生硬的外表相反,艾奇遜也是一個古道熱腸的人,並帶有一種對杜 魯門都有著很強感染力的機智。艾奇遜喜愛開懷暢飲、也喜愛一本好的小說
(由於他父親是牧師,而母親則是一位制酒商的女兒,他喜歡說自己從小就 知道善與惡)。他也像杜魯門一樣,專心於自己的家庭。當他的大女兒瑪麗 在 1944
年患了肺結核並被迫送到紐約薩拉納克的一家療養院去進行長期治 療時,艾奇遜每晚都給她寫信,經常用他品嚐到的比普通人所理解的更豐富 的生活去啟示她。
在國會的千餐會上,我被安排與伊利諾伊州的傑西?薩姆納坐 在同一張桌旁,她是最頑固、最具煽動性的孤立主義者??我們相
處得融洽極了。她是一個莊重的老處女,使我想起了約翰?斯坦貝 克的《罐頭廠街》中的那位出身卑微、富有幽默感和人道精神的婦
人。我們成了好朋友,並打算再次共進午餐。我常感到奇怪,自己 是否有原則,這是一個使人困惑的世界。
杜魯門在寫給埃塞爾?諾蘭的一封信中曾說:“你知道,我們所有的人 內心都有一種很深的感情色彩,不過,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大膽怯或太有意地
抗拒,而不願意顯示出來。”幾年後,當艾奇遜被埃裡克?塞瓦賴德問道, 在他和總統這兩個似乎如此不同的人之間是怎樣建立起那麼多的信任和喜愛
的,艾奇遜說,答案是複雜的,但是其中重要的在於他稱之為的杜魯門那“深 深的愛心和體貼的品質”,他補充說:“這絕不是對他的一般的印象。”當
艾奇遜的女兒不得不接受一個大手術時,艾奇遜正在國外,而且她能否挺過 這個手術還不知道,杜魯門每天親自給醫院打電話要求提供報告,然後他再
透過越洋電話把情況轉達給艾奇遜。
艾奇遜後來說:“啊,這是一種值得人們崇拜的人。你對這種人能產生 一種無與倫比的仰慕之情。”
艾奇遜知道,杜魯門遠比一般人所知道的、或他希望人們所知道的更具 感情色彩,他的行為遠遠超過了在許多人看來可能只是例行公事的姿態。那
年晚些時候,杜魯門在再次飛往基韋斯特的飛機上給艾奇遜寫了一張標有” 私人信件”並在這個字下面劃有橫線的手書短箋:
感謝你的好意,來送我們上飛機。你總是做得對。我仍是一個 農村的孩子,當國務卿這個最高階的公共官員來機場送我去度假, 我不能不感到有點兒飄飄然。
艾奇遜說:“而且,他總是那麼公正。他不會對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決 定。他把所有的人都叫到一起。你們所有人的意見他都聽,你們也一起得到
了答覆。他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公平的人。”
此外,杜魯門也歡迎其他人的意見。“他不怕其他的意見來競爭??他 沒有一個領導人身上的那種最常見的缺點,在他本人和他的職務之間,從來 沒有過自負。”
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在列舉艾奇遜的個人行為準則的內容時,把忠誠 放在第一位,然後是誠實和“不裝成比你更強”。杜魯門不會忘記,1946 年
中期選舉的那次蒙羞之後,是艾奇遜獨自到聯邦車站去歡迎他。杜魯門告訴 戴維?利連撒爾說,艾奇遜是一個傑出的人,“忠誠、聰明、不像某些耀眼 的人物那樣”。
艾奇遜具有勤奮工作的特殊能力,他還贊成這樣的哲學、即文明主要是 依賴於那些願意肩負起必要的艱苦工作的相對少數人的努力,這些都很有助
於贏得杜魯門對他的尊重。艾奇遜相信清晰而有序的思維,他知道世上沒有 輕而易舉的答案,也沒有快速見效的藥物。他說,由於這個世界就是如此,
美國人就不得不克服這種思想、即國家面臨的問題能夠用點兒小聰明或沒有 煩擾地得到解決。
他並不把冷戰看成是善與惡之間的一場不可避免的衝突。1949 年 12 月, 他在國家陸軍學院告訴一群軍官聽眾:說善與惡不能並存於這個世界上,這
是荒謬可笑的。
今天你們聽到很多人談論絕對??人們說,我們和俄國人那樣 的不同的兩種制度不可能並存於同一個世界上??一個是善,一個
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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