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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能夠輕易　被擊敗的對手。

杜魯門對埃德加？胡佛的擔心一直在困擾著他，這是毫無疑問的。“如　果我能夠阻止（這事情），這個國家就不會有內務人民委員會（蘇聯秘密警

察）或蓋世太保。”他在寫給貝絲的私人信件中說，“埃德加？胡佛的組織　將會給一種公民間諜系統的建立開一個好頭。這絕對不行？？”

多年後，當忠誠計劃的有害影響清楚地顯露出來時，杜魯門在他的回憶　錄中只能以站不住腳的理由辯護說，這個計劃實施過程中儘可能地做到了“在

當時輿論氣候下”的公正。然而，在與朋友的私下談話中，他承認它是一個　嚴重的錯誤。“是的，它太可怕了。”他說。

1947　年　4　月　22　日，參院以　67　票對　23　票的壓倒多數同意向希臘和土耳　其提供援助。5　月　9　日，眾院像參院一樣，以將近　3　比　1

的票數、即　287　票　比　107　票透過了這項法案。5　月　22　日，在格蘭德維厄探望他母親期間，杜魯

門坐在她小客廳中那張教會傢俱式的橡木桌旁，簽署了這　4　億美元的一攬子

援助法案。“杜魯門主義”獲得了認可。　儘管它當時似乎是這樣，並且在後來的報道中也經常被說成是這樣，但

是，杜魯門主義並非美國政策中的一個突然的激烈的轉折，它不過是一個原　則的宣言。它是自波茨坦會議以來一項持續變化的政策的繼續，其精髓可以

在凱南的“長電文”及比之更為有力的克利福德—埃爾西報告中找到。甚至　可以說，它起源於波茨坦會議以前艾夫里爾？哈里曼與杜魯門的首次會晤。

不過，即便如此，杜魯門主義將在一代人或更長的時間裡指導美國的外　交政策，不論其效果是好是壞，也不管艾奇遜和范登堡曾做出過何種保證說

這並非是它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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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回憶　1947　和　1948　年的事件時曾說，不可能有比這　更激動人心或更重要的時期了。“我認為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值得驕傲的時期

之一。在那個時期中所發生的事情就是哈里？杜魯門和美國拯救了自由世　界。”

其他人也有同感。國務院中一位年輕的經濟顧問保羅？尼采在經歷了長　期的重要的公共服務生涯後，也反映說沒有任何事情能使他感到像當時完成

的工作所給予他的那種愉快。迪安？艾奇遜的看法代表了所有這些人，他寫　道，他們“參與了創世”。

他們的振奮部分地是來自當時極度緊急的狀況。形勢發展得很快。杜魯　門回憶說：“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做事的時間卻很少。”計劃必須在最短的

時間內構想並闡明，運用想象力，做出決策也是如此，而且還總是要在現實　與政策的無法估量的效果之間權衡輕重。壓力始終不減。喬治？埃爾西在回

答日後的批評時說：“你無法坐下來，佔用時間來仔細思考，令人作嘔地辯　論所有要點。你沒有時間。後來的某些人可以坐下來幾天、幾個星期，並討

論出怎樣能把事情做得不同。這都很好，也很有趣，但卻與當時的情況相距　甚遠。”

由於期限的壓力以及長期的緊張，人們的情緒通常總是很激動。圍繞起　草後來成為馬歇爾計劃的最初報告的鬥爭是喬治？凱南所遇到的最痛苦的“一

次心智上的煎熬”。凱南與同僚們的一場緊張的辯論形成了他在國務院所經　歷的一個受難之夜，以至他不得不離開房間走到屋外，繞著整幢大樓踱步、　哭泣。

此外，他們正在試圖做的事情與以往所做的事情不同。他們正在開拓，　世界的形勢，正如艾奇遜所說，“對於那些不得不去處理它的人的經驗來說，　是全新的”。

在　1947　年春季影響每一個人計程車氣的最重要的因素還有總統在觀點上　的變化，至今這個問題仍吸引著很多人的注意。描寫“新”杜魯門的文章大

量出現，因為這種變化確實引人注目。《紐約時報》報道說，他“情緒高漲”，　整個“華盛頓的政治局面已經改觀”。奧爾登？哈奇在《自由》雜誌上寫道：

總統如今已“完全不同”，“鎮靜而有力”。“哈里？杜魯門最近的變化被　各種評論歸因於他的新顧問們，或者政治氣候的變化，或者他本人性格上的

變化。事實上，這不是變化，而是成長。”《柯里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