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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穀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然其性氣貪婪，兇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鹹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御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線。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並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

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為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徵，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御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忸忲，終於覆敗；段穎臨衝，自西徂樂。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

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擾，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並、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眾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鹹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眾，徙自猜之寇，以無谷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