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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閨女呀，”一直到她摘了帽子回濟南，我爺爺都是這麼稱呼她的，“俗話說，既來之則安之，你著急也沒用，慢慢會好的。過些天看看有機會讓你回濟南一趟看看孩子。”

“真的嗎？三爺爺……”我爺爺稱她閨女，她倒好，隨村裡人官稱我爺爺為“三爺爺”。以後季風開玩笑說，這叫“革命陣營亂稱呼”。

我爺爺說：“我蒙你幹嗎，閨女，村裡就不買個針頭線腦、種子化肥了？讓誰去不是去？”“可俺是右派……”路琴一臉的感激又掛上了無奈。

我爺爺口氣堅決地說：“以後不要提‘右派’這字，咱老百姓不相信像你們這樣的人反黨。你若要反黨，得先把孩子喂大了不是。”

這話把路琴逗笑了，這才叫破碲為笑。

我爺爺看看他倆人說：“記住，你倆下到咱崮下村，就是咱崮下村的人，咱這裡山高皇帝遠，皇帝說了不算咱說了算。對不？”

這話讓所有的人都寬慰起來。

接著，我爺爺說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他說：“實際上，在咱們中國傳統文化裡，以右為上，以左為下，以右為好，以左為次。大凡好人好事好文章，皆稱‘無出其右’。荒謬過激、腦漿發燒、半吊拉嘰的，才稱‘旁門左道’，被人咒罵，嚼舌根。”

大家聽了這話良久無語。

這穆蛋那天喝了不少酒，說起話來更痛快：“‘季右派’和‘路右派’你倆聽著，咱鄉下人懂不了很多大道理，但就認死理，老百姓都知道‘右派’都是有本事的人，很多還都是在黨的人。怎麼共產黨還反對共產黨呢？他既然要反對共產黨，他還入共產黨幹什麼？直接反不更省勁嗎？”

多年來，我一直認為這是最樸素的真理。反思反右的文章連篇累牘，像這樣直白而又精彩的不多。

我爺爺當下還交代，要緊的是給他們找個輕快活。

穆蛋說：“放心，三爺爺，您是知道的，社裡的輕快活多得是。”

穆蛋是話裡有話。那時已從初級社過渡到了高階社。所謂的高階社基本以自然村為標準區劃。崮下村不大不小100多戶人家，正好劃成一個社。高階社時，農村發生了兩個巨大變化，一是農民對入社有牴觸情緒，便大量地宰殺牲畜，如耕牛、騾、馬、驢等，對農業生產力造成了巨大破壞；二就是村官多了，村幹部人浮於事，如：一個社裡就有脫產的“九大員”。從專職的支書、隊長、會計、保管到記工、炊工員、飼養員等等，一應俱全。當時有順口溜諷刺曰：書記隊長白吃飯，會計保管不出汗。人人都想去餵豬，文書是個小白臉。記工從來不下地，餓不死的炊事員……

既然全國的農村都這樣了，再安排兩個閒人又何妨？

第五部分

第44章

兩個“右派”的“幸福時光”

1957年，當全國的55萬“右派”不是在原籍被監督改造，就是在勞改農場幹著超強的體力勞動，且吃不飽、睡不好時，卻有兩個“右派”在沂蒙山區的一個小村子度過了他們輕鬆而愉快的生活。

首先，村裡的老百姓給這兩位“右派”早早地摘了右派帽子。這裡邊還有個小故事呢。

儘管村裡人按習慣一口一個“季右派”，一口一個“路右派”地叫，並不含有任何歧視成分，反而認為是一種尊稱。但是，季風和路琴聽了還是很彆扭的。

路琴不是文化館的人嗎？她生性愛唱，就經常唱一首當時十分流行的前蘇聯歌曲：“同志，這寶貴的稱呼，你一旦失去，就像生命已經結束……”唱的時候總是情緒憂鬱，淚眼欲滴。

這一現象，被她的房東，即穆蛋的侄媳婦劉英知道了。劉英是村裡識字班的主任，心直口快，性格潑辣，便問路琴為什麼一唱到同志就哭。路琴對她說了“同志”二字的重要性。那時剛解放，人的思想十分單純，彼此之間最喜歡稱同志。那時有“一聲同志吃遍全國”的做法（尤其是實行供給制的時候）。

路琴最後表示最好不叫他們“右派”，而改稱同志。

劉英一聽，一拍大腿：“俺的娘呀，我以為什麼大不了的事，原來是為‘同志’，這好辦，路同志，我這就給俺叔說去。”

劉英馬上找到支書穆蛋，穆蛋聽了，也是一句：這好辦。

第二天，在社員大會上，穆蛋鄭重宣佈：“從今天起，對‘季右派’和‘路右派’，就不要再稱右派了，因為他們的工作有變動，擔任什麼職務，上級還沒明確，所以，大夥就稱他們為季同志、路同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