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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也看不出惠民之處。若只是要行朝廷榷茶制度，又憂患收稅不便，不如改關榷稅為種植稅，即由地方官吏於每年屯田檢地時巡檢茶園田畝數量，茶為多年生樹木，不比稻麥，一旦種植，難以隱匿。如此，民戶種茶多少畝數，便按此徵稅，而商人售賣茶葉時，便會自行加價，省去朝廷反覆計點之繁複。”

這個法子朝廷確實省力了不少，說白了就是改流通稅為種植稅，平白多了一塊收入。可惜這個法子的弊端也很明顯，馬上遭到了持有相反意見的左侍郎裴蘊阻擊。

“陛下，臣以為此法頗不可取——元侍郎所言之法，對於朝廷增收確是效果相等。然如此一來，朝廷如何控制茶葉運輸流動，如何調整流入北地的茶葉規模？若是假以時日，突厥人飲茶養命之療法盛行後，有民間商人貪圖利益，肆意爭競壓價以打擊同行，朝廷又如何監管——這些理由，恰才大朝會時微臣恐人多嘴雜，不敢提出以免洩露，如今盡陳於上，請陛下明察！”

眼見元衡有些撐持不住，如今已然是**萬金油的柳述不得不硬著頭皮上去助拳，雖然他的職位兵部尚書註定了他在這個問題上根本不專業，所以只能靠站在道德制高點強辯道：“裴侍郎，怎可以如此險惡之心揣測受朝廷感召的義商儒商。商人言利不假，但是既然是朝廷的榷商，只要批覆資格時嚴加稽核，確保都是顧全朝廷大局的人才可做這長途販售茶葉的貿易，不就避免了失控和惡性爭競麼？”

“柳尚書，若是言義對商人有用，又何來無商不奸之說……”

裴蘊這句反擊才剛剛開口，卻不了已經被自己一方的其他朝臣打斷壓了下去。原來卻是虞世基和蕭瑀都忍耐不住了，齊聲開口說道：“且不論奸商可否管制。縱然假設可以管制，但是若朝廷改關稅為種植稅，一旦茶葉賣不出價錢，全部都積壓在農戶手中，農戶又何來錢財完稅？茶商知道情形之後，豈有不故意故作囤積之態，誘使農戶紛紛賤價搶售以完稅？如此，豈非朝廷做了茶商幫兇，把茶葉難售的風險從茶商身上轉嫁到了農戶身上，如此豈是朝廷長久之良法？”

這一論點丟擲來之後，柳述不得不徹底啞火。也難怪虞世基和蕭瑀急了，主要是他們代表的都是江東系的官員利益，不比柳述裴蘊元衡這些關隴老門閥。茶葉的種植都是在南方，如果徵收種植稅，那是妥妥地把全部風險和完稅壓力壓到了南方的農戶身上，而北方的行商就可以徹底逃脫風險，所以餘杭人虞世基和常州人蕭瑀怎能不據理力爭呢？

雙方唇槍舌劍再戰半刻，**的反對聲逐漸被越壓越低，最後只能死守著一個“工程浩大，錢糧靡費”的由頭反對修運河，以及與修運河配套的系列政策，至於別的點，都已經丟光了。

“夠了！如此吵鬧，成何體統！”坐在御座上聽得心煩的楊堅，終於開口喝止了群臣，靜了一靜，才點名找工部尚書楊達問：“士達，你倒是算算，若是疏浚拓寬山陰瀆、邗溝故道、鴻溝故道等古河道。所需靡費人工錢糧，當計多少？”

楊達是楊堅的遠房堂侄，他還有一個親哥哥楊雄是宗正卿、右翊衛大將軍，爵位觀德王。不過楊達自己卻沒有郡王封號，只是在朝中做官而已，他從開皇十五年起便擔任了工部尚書，如今對於工部的業務也算頗為熟悉。聽了楊堅垂詢，當下也不合計，就把此前盤算好的資料如實上奏：

“回稟陛下，邗溝、山陰瀆故道，若要修葺，需每期各發20萬正丁力役，按朝廷制度，重役年份服徭役六十日，則每兩月一輪換，預期一年可成，即共計4~6期。如此，總共有200萬丁次。鴻溝故道溝通黃淮，歷程比之邗溝更長，故分段修葺工期可不變，但力役更需倍之。再有根據朝廷成例經驗，力役修河工六十日，則計較徵集往返途中、並重力勞作時口糧增耗，百姓需比無徭役年份多負擔三個月口糧。”

折算一下，修較短的江南河和邗溝，各需要100萬正丁苦幹60天。鴻溝需要200萬正丁60天。如果三段一起修，那就是400萬正丁。在如今開皇十九年整個大隋朝才八百多萬戶、四千五百萬人口的情況下，這個400萬正丁那就相當於是全天下都要兩戶一丁地抽徭役了。

考慮到這種活兒還不可能從很遠的地方異地徵發徭役，因此若是隻從兩淮二十州與河南、江東的沿河州郡抽丁的話，總共才三十多個州，才佔大隋117州的三分之一。考慮到這些州郡還不是最富庶人口稠密的，那麼壓力就相當於每戶出兩個丁、或者說在每戶一丁的情況下把服役期延長到四個月。如果那麼幹，妥妥地一年農時就沒了。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