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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2月8日一大早，創作室副主任李之華來叫我和他一起到青藝劇場三樓小舞廳出席文聯和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沒想到這一天的會議聚集了這麼多文藝界的著名人物，我參加的是一個後來載入中國文藝史冊的重要會議。在這個會上，郭沫若按照中央的部署，提出了從《紅樓夢研究》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和黨與胡風理論的分歧。接著周揚發表了《我們必須戰鬥！》的長篇講話，他宣佈與胡風文藝理論的分歧，已經發展為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了。

轉眼就到了難忘的1955年。首當其衝的是創作室的汪明，他的劇作《第一次功勳》已經彩排，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決定在春節後公演，大幅海報也已貼在劇場門外的牆上了，這時胡風問題忽然升級，劇本創作室通知劇院，汪明與胡風集團有關係，定為審查物件，劇院只得取消演出。一個難得的好作品，就這樣被政治運動扼殺了。

5月27日，也就是胡風集團第二批材料公佈的第二天，我又接到通知，出席文聯和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這是一個驚心動魄的大會，在出版總署的大禮堂舉行，有上千人參加。郭沫若宣佈胡風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宣佈開除他的作協會籍，全場響起雷鳴般掌聲，接著是一個個聲討胡風的發言。這時一個瘦弱的書生上臺要求發言，他就是呂熒先生。他公然為胡風辯護：“胡風不是反革命，是學術思想問題……”這時，一個人站起來振臂高呼革命口號，憤怒地把呂熒從臺上轟了下來。這個人就是審讀我的劇本的領導張光年先生。

這以後，從1955年到1957年，從胡風反革命集團到吳祖光右派集團，我從劇本創作室最年輕的一個作家，變成了共和國一個最危險的敵人，成為政治運動主要打擊的物件。我的人生理想被徹底粉碎了，我的人生命運也被徹底改變。

歷史有時是很耐人尋味的。1979年我得到右派改正的通知，我得以重返戲劇工作崗位，重回中國劇協這個藝術大家庭，恰恰是共和國結束了它的第一個三十年，邁步迎向第二個三十年的開端。我也終於告別了長達二十五年之久的苦難歲月，開始了新的人生。

共和國的第一個三十年，不斷進行的政治運動構成了它的形式特徵，每一箇中國人都在運動中翻騰著；而這三十年曆史的內容特徵，則是階級鬥爭理論主宰著一切，決定著所有人的命運。知識分子的命運是最為悲慘的。

在上世紀末，一部流失到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的《杜高檔案》，被學者李輝先生髮現和購得。在這部不堪一讀的檔案裡，我驚恐地重見了《祝福人們》劇本的手稿，重見了從雜誌上剪下來的《單純和美及其他》這篇文章，還有我少年時代的習作的貼報本，它們居然都被標上了號碼，被運動的領導者定為我的一件件反革命罪證。人們看到這些“罪證”，也就看見了這些政治運動是怎樣殘酷地毀滅著一個無辜者。我的另一冊被遺落的勞改時期的檔案，也奇蹟般地被一位旅居澳洲的趙立江先生髮現和收藏了，一部完整的《杜高檔案》留在了人間，它真實地記錄了一個歷史時代，和人在這段歷史中的可悲命運。它將留給後人去閱讀。

1980年1月，共和國第二個三十年開始，也是我重新開始戲劇工作的第一個春天，劇協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召開了一個“劇本創作座談會”，討論了《假如我是真的》等三個有爭議的劇本。在這個會上，胡耀邦總書記站在講臺上，大聲宣佈：“我們的黨要發誓：堅決不許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無限上綱，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人們熱淚盈眶，熱烈鼓掌，歡呼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儘管那個座談會對作品的評價也許還受著歷史的侷限，還多少留著一些舊時代文藝批評的痕跡，但歷史已經證明，在共和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作家的命運已經完全不同於前一個三十年，再不會把一個劇本當成罪證塞進一個無辜者的檔案袋裡去了。

共和國的前後三十年，從貧窮到富裕，從封閉到開放，從禁錮到解放，從摧毀人性到以人為本，從階級鬥爭到社會和諧，這是多麼巨大多麼深刻的歷史變革啊！

“劇本創作室”的時代早已遠去，那一個群體的人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