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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尚畢恭畢敬地聽著，見班超不再往下說了，問道：“就這些啊？”班超點點頭，任尚露出了一絲失望的表情，向班超辭行。班超見任尚遠去的背影，輕輕嘆一口氣，他想起老子曾說過的一句話：“吾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任尚回去後，對自己的親信說：“我還道班君有什麼奇謀妙策，今天一聽，真是太平常了。”說罷又搖搖頭。

漢和帝召見班超，拜為射聲校尉，但此時班超已經病情加重了，和帝時不時派人前來探望班超，並賜予醫藥，即便如此，班超的生命之火已經微弱到一陣風就可以吹滅了。

九月，班超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一歲，距離他回家僅僅一個月。

班超不僅是東漢時代最偉大的英雄，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英雄。他幾乎僅憑個人的勇氣與智慧，降服西域五十餘個國家，如此偉業，空前絕後。不獨中國歷史，舉諸世界歷史，奮鬥於異域，而卒能成大業的，能與班超比肩者，亦不過鳳毛麟角罷了，英國的克萊武與哈斯丁斯勉強可以入選，筆者淺陋，試分析之。

克萊武（Robert　Clive，1725～1774）為英國曆史上最傑出之冒險家與軍人，1751年，克萊武以五百人的英印部隊（英軍三百人），堅守亞科特，面對一萬人的印法軍隊（法軍一百五十人），賴其神勇表現，頂住壓力，使英軍最終奪得第二次卡爾納蒂克戰爭之勝利。1757年之普拉西戰役，復以三千人之微弱兵力（八百名英軍，二千二百名印軍），對抗七萬人的孟加拉土邦軍隊，憑藉分化瓦解敵軍內部之謀略，土邦軍隊多數退出戰鬥，克萊武以不足四十名士兵戰死之微小代價，贏得會戰之勝利。此役乃是印度近代史劃時代的戰役，印度淪於英人之手，實由此役始。

克萊武之後，有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哈斯丁斯於1772到1785年任孟加拉總督，為英國擴張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無論武功上與政治上均卓有成績，1775年到1782年，英發動馬拉塔戰爭，曠日持久，屢受挫折，賴哈斯丁斯之力，最後反敗為勝。此傢伙本為東印度公司職員，任總督期內，大力支援鴉片貿易，中國受鴉片這荼毒，與此人關係頗深。哈斯丁斯善於利用印人之間的矛盾，以夷制夷，此正班超之手腕。

以史論史，班超之功業，超過克萊武與哈斯丁斯遠矣。

班超、克萊武、哈斯丁斯頗有共同之處：英勇善斷、足智多謀，充滿冒險精神，富有軍事、外交及政治才華，一手擎天，獨撐大局。當克萊武經營印度，其背後之對手乃是強大的法國，班超經營西域，其背後之對手乃是強大的匈奴，此背景有相似之處。然而克萊武、哈斯丁斯之前，英國在印度有相當的根基，東印度公司已在印度立足百餘年，不純為商業公司，實半武裝之機構。而班超入西域時，西域五十餘年，無漢一兵一卒，一官一吏，其可憑藉之資源，較克萊武、哈斯丁斯可謂少之又少。在西域奮鬥的三十年間，班超得到政府的支援是少得可憐，最多時也僅有二千名計程車兵，既沒有軍事上的強大後援，也沒有政府在財政上的支援，所有一切，都憑他個人的才能解決。故知班超奮鬥之艱辛，實遠逾克、哈二人。班超以三十年時間，乃竟全功，而克、哈二人，有奠基之功，然英國獨佔印度，實又耗近百年之時間。

班超的成功固然有強大漢帝國為後盾，然而其個人奮鬥功不可沒。首先是他傑出的外交才能。他是個令人捉摸不透的人，即信用，又狡詐，對可以信任的人是有義氣的，就使他在最艱難的時候，選擇了留在西域；他對背叛者以及敢犯漢強者，是狡詐的，所以誘殺疏勒王忠與焉耆王。班超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既可以判斷全域性的形勢，又善於洞悉人性的弱點，他充分利用這種人性的弱點，恩威並施；他勇敢過人，無視生死，但不是一介莽夫，在車師殺匈奴使者，在於闐殺大巫師，在疏勒擒國王等，不僅是鬥勇，也是鬥智，這個智就是抓住對手的弱點所在，一擊中的，迫使對手別無選擇。西域國家不僅多，而且充滿矛盾，班超在這些矛盾中游刃有餘，借力使力，以夷制夷，即便身陷危險之中，每每能化險為夷。

另一方面，班超的軍事才華對他西域事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攻陷莎車之役是班超軍事生涯的代表作，在敵方援軍兩倍於己的情況下，他大膽採用疑兵之計，先設計假情報，利用敵軍求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