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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爭雄之勢。然後繼續南漸，直到菲律賓及蘇門答臘海峽，這些幾乎都是勝券在握。其物質收穫未必赫赫顯著，但其實際利益絕非其他可比。故將太陽旗插上北京城頭，或可暫緩一日，但佔領臺灣，將它併入大日本皇帝陛下的主權之內，絕不能有片刻猶豫。

德富蘇峰提出的這些侵略中國及亞洲的思路，與同時期福澤諭吉等人的思路基本吻合。這意味著，在甲午中日戰爭前後，日本民間學術界對華侵略的主導思想和輿論導向已經初步形成。此後半個世紀的日本侵略史表明，日本正是按照“防禦於北方，展開於南方”的基本思路進行侵略擴張的。甲午海戰後日本人佔領了旅順，割據了臺灣作為“南漸”的跳板，在北方佔據遼東半島，1904年又與俄國爭奪在我東北的權力而展開了“日俄戰爭”。此後日本將其勢力逐漸擴張至整個東北，1931年策劃成立日本傀儡政權“滿洲國”，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果真“將太陽旗插上北京城頭”，1941年後又將戰火從中國大陸燒向“南方”（即東南亞地區）。日本半個多世紀的侵華史幾乎與德富蘇峰之類的御用文人學者的設計完全吻合。

在《大日本膨脹論》推出之後，德富蘇峰在此後的漫長生涯中，一直傾全力宣揚日本的軍國主義。他一生寫了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二百多本書，其中包括影響甚大的《昭和國民讀本》、《滿洲建國讀本》、《國民必勝讀本》等暢銷書，宣揚對外侵略擴張一直是其基本主題。他寫的《近世日本國民史》多達一百卷，其中心是宣揚“忠君愛國”。他在1938年出版的《皇道日本的世界化》（明治書院）一書中，繼續宣揚他在《大日本膨脹論》中的觀點，並進一步以所謂“皇道”理論作為其理論的基礎。他認為日本今天登上中國大陸，就像鮭魚和鱒魚從河裡游到海中，再從海中游到河裡，就像燕子和大雁，每年春天和秋天都要遷徙和轉移一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們大和民族是從何處來的？現在還不能明確斷言。但除了日本島上的土著外，其中一大半是從大陸來的，另一半是從太平洋來的。這樣看應該沒有錯。

本來，在我國有北進南守一說，也有南進北守一說，這些都意味著迴歸到故鄉的某個地方。全部的事實是，北進又南進，南進又北進；又是大陸，又是大洋。如此膨脹漫延，即回到祖先的故鄉。

我看現在我們大和民族的狀態，就像燕子、像大雁、像鮭魚、像鱒魚，各自在進行著本能的行動。（《皇道日本的世界化》第2～3頁）

他認為，以前日本民族長期以來就像蠑螈和蓑蟲一樣閉守在日本諸島，並非命運註定如此，相反，“日本民族本來是雄飛世界的人種，不幸機會沒有成熟。換言之，雄飛的訓練所需要的時間過於漫長”。他指出，“皇道的世界化的理想，是我國肇始以來就有的理想，但每每想實行，每每遭受挫折”，如豐臣秀吉（豐太閣）的徵韓。而到了明治天皇時代之後，雄飛世界、布皇道大義於四海才初露端倪。他認為“滿洲事變”、“###事變”就是日本皇道世界化的標誌。他說現在日本進入中國，是日本“以國運做賭注”，日本“在大陸經營上不止走出了一步，而是走出了數步，只能前進不能後退。所謂背水一戰，就是今天的情形”。

除了大量地著書以外，德富蘇峰還在幾十年中，先後控制《國民之友》和《國民新聞》等重要輿論喉舌，在影響和操縱國民輿論方面不遺餘力。在日本的侵華戰爭及所謂“大東亞戰爭”進入關鍵時刻的時候，他圖9竹越三叉像還積極組織策劃全國的文化人、學者、文學家，為侵略戰爭效力，美其名曰“文學報國”、“言論報國”。1942年5月，他出面擔任日本文學家協力侵略戰爭的最大團體組織“日本文學報國會”的會長，同年12月又出任日本新聞界協力侵略戰爭的最大團體組織“大日本言論報國會”的會長。日本戰敗後，盟軍當局理所當然地將德富蘇峰列為“A級戰犯”（最嚴重的戰犯）嫌疑人將其拘禁於自宅內，等候處分。但1947年後，由於“冷戰”狀態的形成和美國的基本政策的變化，對日本戰犯的懲治不了了之。1947年9月，德富蘇峰被解除拘禁，到1952年又被解除“公職追放”令，使其完全獲得了自由，並繼續寫完他的《近世日本國民史》。

日本近代化的設計師福澤（8）

與德富蘇峰同屬於民友社的學者、評論家竹越與三郎（竹越三叉，1865～1950）幾乎同時出版了題為《###論》（1894年8月民友社）的小冊子，也極力鼓吹對中國發動並擴大侵略戰爭，與德富蘇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