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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到一個偏僻的交叉路口。自衛隊頭頭對他說：“你肯不肯發誓，以後再也不簽署取消農場回贖權的檔案了？”法官不答應。再三問他，他還是不答應。他們便打耳光，用腳踢，把他打翻在地；還用一根繩子一頭綁著他的脖子，一頭繞在路標上；又把一個油汙的輪轂蓋蓋在他的頭上，旁邊有人大聲說：“這就是他的皇冠！”法官始終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不過，儘管法官被剝光衣服捱了毒打，過後他卻不敢對那些人提起公訴。

在法院簽署了取消農場回贖權的檔案之後，往往有好幾百名農民出現在拍賣場上，大聲嚷：“不準賣！”準備出價競買的人被推到一邊，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鄰居們便用幾塊錢就把原來的土地買下，還給本主。有一次，縣執法官主持拍賣，一匹馬只賣得五分錢，一頭荷爾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頭豬又是五分，兩隻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財產轉手時，總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購買人把土地又歸還原主，並由官方發給地契，確認他有99年的產權。代表東部各州保險公司派來打官司的律師們往往被綁架，受到被絞死的威脅，弄得總公司不得不軟下來，同意暫緩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國農民協會主席約翰·A·辛普森告訴參議院農業委員會說：“規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現在已經在全國各地露頭了。”美國農業服務社聯合會主席愛德華·A·奧尼爾三世還補充說：“除非給美國農民想點辦法，不然的話，不出一年，農村就要鬧起革命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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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多事的冬天，許多敏感的青年漸漸懂事了，30年後，他們將成為美國的領導人物。儘管他們對於周圍事物反應不同，但是沒有誰能忘記大蕭條時期的情景。他們一生中目睹美國曆史多次發生危機，可是對於他們性格的形成，這個來得最早的危機影響最深。

我們不妨看一下名單。1932年時，羅伯特·F·肯尼迪7歲；弗蘭克·丘奇和詹姆斯·鮑德溫8歲；馬克·哈特菲爾德和諾曼·梅勒9歲；約翰·林賽、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弗洛伊德·麥基西克10歲；惠特尼·揚和約翰·格倫11歲；詹姆斯·法默、斯圖爾特·尤德爾和查爾斯·珀西12歲；愛德華·布魯克、喬治·華萊士、麥喬治·邦迪和拉塞爾·朗13歲；比利·格雷厄姆、奧維爾·弗里曼和小阿瑟·M·施萊辛格14歲；約翰·F·肯尼迪、小羅伯特·塔夫脫、約翰·康納利和勞倫斯·F·奧布賴恩15歲；阿瑟·米勒、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尤金·麥卡錫和約翰·托爾16歲；戴維·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爾曼·沃克、索爾·貝洛、沃爾特·赫勒和白修德19歲；威廉·威斯特摩蘭、坦內西·威廉斯、喬納斯·索爾克和斯圖爾特·艾爾索普18歲；傑拉爾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歲。

1932年秋，尼克松在惠蒂爾學院三年級讀書，主修歷史，同時在自己家裡開的商店裡賣新鮮蔬菜。每天天亮前他就趕到洛杉磯公共市場去跟菜農講價錢買進蔬菜。他家裡有飯吃（當時美國還有八千萬人既不捱餓也不靠救濟過活，他是其中之一），所以並無怨言。但是，他是大學生，這個身份又跟別人不同；因為當時18～22歲的青年，上大學的不到1/8，上過中學的也只有一半。對大多數人來說，正規教育仍然限於在只有一個教師的小學裡讀書，這樣的小學在全國有143；391所之多。

如果我們能回到1932年去，便會發現典型的中產階級多半住在城市裡；郊外住宅區已經開始形成，但只佔18％的人口。那時，一個人帶著家小舒舒服服住在離工作地點不遠的地方，還是可能的。如果一個70年代的人回到1932年的住宅區參觀，他首先會發現街道上有好些東西不同於今日：“停車”的交通標誌是黃的，郵箱是綠的，牛奶瓶又厚又重，房屋外表破舊。原來從1929年起，沒有幾所房子經過粉刷，有些房子還沒有蓋好就停工了。例如，在底特律市東傑弗遜街，麋鹿會原定要蓋的11層樓就沒有完成，34年來，那上無片瓦的屋樑一直仰對著天空。

70年代的各種用具、輕巧裝置和物質享受，多數還很少見。那時還沒有電動割草機、家用空氣調節裝置和自動洗碟機；沒有乾衣機、電熱毯、定時自動開關收音機；沒有保溫玻璃窗、尼龍絲襪、易洗易乾的衣服和冷藏食品；沒有自動咖啡鍋、配乾電池的電動剃刀；沒有過濾嘴香菸、電動牙刷、乙烯基塑膠地板；沒有圓珠筆、電動打字機、口述錄音機、靜電印刷複製機；沒有泡沫塑膠、高保真度立體聲收音機、黏性膠帶；沒有家用電冰箱、盒式錄音機、彩色的或瞬間印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