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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一個好印象，可是孩子卻不懂得這個。

上學時，孩子帶個“傑作”牌紙本子（封面印著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畫），在上面吃力地抄寫作業，所用的是筆畫粗、線條圓的帕爾默式字型。課室裡的座位常常是按學生姓名字母排列的。學校裡至少有一間課室的牆上有龐貝古城【義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維蘇威火山爆發被毀。——譯者】遺蹟蝕刻畫或者古羅馬愷撒的半身塑像。正如里斯曼所說的，這些東西“表明學校的裝飾對於兒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干的。”課本中有些課文，今天讀起來倒挺有意思。少年時代的林登·約翰遜在地理課本里讀過這些話：

『法屬印度支那的氣候和居民的特性都類似暹羅。森林覆蓋的山上盛產貴重的柚木和硬木，河谷則遍種稻谷。其他產品有蠶絲、棉花、茶葉和香料，還有綿延的地下煤層。』

公民課有個課本這樣說：

『一個孩子如果不聽話，一輩子都要吃虧。小時在家裡不聽話，長大後就不會遵守國家的法律，雖然他也參加選舉，選出了制定法律的人。研究我國政體的男女青年很快就會發現：在民主國家裡，服從政府命令，跟在君主國家一樣，都是必要的。』

在托馬斯·馬歇爾教授新著的那本被廣泛採用的《美國史》（1930年麥克米倫公司出版）中，有如下一段話：

『奴隸：儘管黑人是奴隸，他們在種植園時代通常很快活。他們喜歡跟別人在一起，喜歡唱歌、跳舞、說說笑笑，喜歡鮮豔的顏色，如果頭上裹上了一塊紅色或黃色的印花大手帕，就揚揚得意。他很想得到人家的誇獎，對於仁慈的主人或監工總是忠心耿耿。他總是慢吞吞的，什麼事都想拖到明天才動手。大多數種植園主認識到，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不是用皮鞭打，而是重視奴隸，善待奴隸，獎勵奴隸，這樣就能博得他們的一片忠誠。』

但是脫離現實的作風還不限於此。30年代的各地學校裡——有幾年連首都的學校也如此，老師們是不準提到蘇聯的。地圖上的俄國所在地是空著的，不加任何標誌，就像非洲那些“沒勘探過”的地區一樣。每天上學，首先要向國旗表忠心，並作基督教式的祈禱，信猶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也一律參加。1932年的人常常意識到有個上帝，而上帝又有點像道學先生。當年10月，《時代》週刊發表了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評論厄爾·卡羅爾的《虛榮》，說是有傷風化。戲劇家卡羅爾也跟小說家厄斯金·考德威爾一樣可惡，使《時代》週刊的老闆盧斯簡直無法容忍。盧斯說：“卡羅爾先生的滑稽對話幾近誨淫，在劇壇上早已首屈一指。丑角米爾頓·伯利的表演，亂喊亂鬧，粗俗之至。有的觀眾看見了就臉紅，有的卻鬨堂大笑。伯利模仿著不男不女的聲調，談論女演員們的屁股，對著擴音器大聲說了不少下流話，似乎覺得這樣才開心。”伯利特別高興而《時代》週刊又特別生氣的是，合唱隊有些女演員的奶罩竟看得清清楚楚。

當時，美國的中產階級區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夜復一夜》塑造了瑪夷·韋斯特和喬治·拉斐特兩個人物形象。喬治在同一個朋友談話時說：“上帝，多麼漂亮的‘寶石’啊！”瑪夷回答：“親愛的，上帝與‘它’無關。”當時，所有那些獨攬大權的人，包括威爾·霍·海斯，都在觀望這種變化。在巴斯拜·伯克利創作的音樂《四十二街》中，演唱這首音樂的合唱團的一個女孩說：“恐怕我要‘傳播’。”第二位說：“在你左邊的第一個‘門’。”前者又說：“不，在我的‘襪子裡’。”這樣無恥淫蕩之事並不是比比皆是。對青少年來說，性教育在所有的科目中是最禁忌的。像神話故事中的魔鬼和經常曠工的職員一樣，每當新一年的第一天，他們往往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而不到一週，又會故態復萌。在性報道的處理方面，幾乎是在使巨大的犯罪心理得到解脫。每個青春發育期的男孩都知道，手淫會使人精神萎靡不振，久之，會導致性無能，就如俗話所說：“手掌上長出了頭髮。”

姑娘們也操心得很。她們怕在學校裡被稱為“騷貨”、“破鞋”。由於青年人的社會主要是男系中心，她們處境就更加困難了。很少人請姑娘們去騎腳踏車兜圈子，跟她們交換鋼彈珠或者橡膠糖畫片，討論克利夫蘭市的全國航空比賽，玩“插小刀”、“佔山頭”、“奪大旗”、“抓逃學”（除非她們是自己的姐妹或者頑皮的姑娘）等等遊戲。有時，男孩和女孩可能不大自然地交談一下，評論伊帕納民間歌唱團、克利科特俱樂部愛斯基摩歌唱團、兩洋吉卜賽歌唱團的優劣。可是每年到了7月4日這個國慶日，男孩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