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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全力去尋求解決辦法的。他每天工作十八小時，有遠見地提出緩收各國戰債，甚至削減了自己的薪金。他覺得前途還是大有希望的。他以為，他那所謂“不屈不撓的個人自由主義”最後還是會得勝的。

總統反覆說明，教濟窮人必須靠私人捐款和地方政府或州政府自己籌款。當然，在紐約州長富蘭克林·羅斯福創設公共福利部之前，哪一個州都不曾有過這麼一個部門；不過後來各州都不得不照樣做了。但是這時胡佛總統還堅定地說，美國政府決不僅僅為了表示自己在“想辦法”，就搞什麼不負責任的試驗。1932年5月20日，他寫信給一位提倡舉辦公共工程的人說：美國不可能“靠亂花錢得到繁榮”。民主黨佔多數的國會透過了一項二十億元的救濟法案，胡佛把它否決了，並且發表一篇措辭嚴厲的諮文，稱之為“空前未有地濫用國家鉅款”的議案。他補充說，“我們的國家不是以分肥自利為基礎的，我國成為偉大的國家，也不是靠政治上互相捧場、討好得來的。”

大約在這個時候，當局開始發現所謂“外來的煽風點火的人”了。他們說，煽動群眾胡作非為的總是些陌生人，決不是那些“值得同情的窮漢”。早在十年之前，胡佛就在他的著作中流露出藐視無知愚民的思想。他在一本名叫《美國的個人自由主義》的小書中這樣說：“尤其要當心群眾！群眾只有情感，沒有頭腦，不會想法子。群眾容易受騙，會任意破壞，亂花亂用，怨天尤人，而且會想入非非，可就是不會建設。”他的結論是：可想而知，群眾所發表的那些“破壞性批評”會引起大亂。工人在福特的迪爾伯恩汽車廠外舉行過反飢餓遊行，退伍軍人因索取補償金鬧過事，尤其是肯塔基州哈倫縣發生過動亂，所有這些他都歸罪於“破壞性批評家”。共和民主兩黨中的“不屈不撓的個人自由主義者”們，都把參與肯塔基州事件的大學生作為攻擊的靶子。邢些學生被毆打，被監禁，還被縣裡檢察官斥為“少數大言不慚的人，褻瀆神明、自命不凡、亂七八糟、離經叛道”。

現在回頭翻看一下胡佛那些檔案，人們有時感到奇怪：這位總統竟把當時的大蕭條看作僅僅是公眾關係不好所引起的問題。他相信，只要把美國實業界的形象弄得煥然一新，光彩照人，困難局面便會結束了。信仰實業界，這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對“實業界前途缺乏信心”，這是個大罪過。胡佛最初把隨著股票市場崩潰而來的不景氣看作一種心理現象。他親自選用了“蕭條”這個字眼，因為不象“恐慌”或“危機”那麼嚇人。1929年12月，他宣稱“形勢基本上是好的。”過了二個月，他又說最壞的情況將在六十天內結束。5月底，他預言經濟將在當年秋天恢復正常。6月，市場急劇崩潰了，但是那時有個代表團前來請他舉辦公共工程救濟失業，他竟還對他們說：“先生們，你們來晚了六十天。蕭條時期已經過去了。”

批評家們已經多次駁斥了總統的預言，但1930年12月2日，他在提交國會的諮文裡（當時共和黨在國會佔多數的局面快要改變，民主黨剛在中期選舉中獲得了大勝，）還硬說：“經濟的基本力量沒有受損。”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國際蘋果裝運公司因蘋果過剩，決定五分錢一個，成批賒給失業者們去零賣。第二天，到處都有冷得發抖的小販叫賣蘋果。有人問胡佛這是怎麼一回事，胡佛回答說：“很多人丟開本行去賣蘋果，因為這更有利可圖。”記者們說了些挖苦的話，總統生氣了。正如他的秘書西奧多·喬斯林在回憶錄中所指出的，胡佛此時也象別的總統那樣，看得出是七竅生煙，情況不妙了。他已經認為某些批評是“不愛國的言論”。不過，他還不肯認輸，考慮著用什麼新方法來進行心理戰。他對克里斯托弗·莫利說過：“我國現在需要的是一首好詩。”1932年春季，他又對魯迪·瓦利說：“如果你能唱出一支使人們忘記經濟蕭條的歌，我便送給你一枚獎章。”可是這個獎章瓦利得不到，因為他所唱的歌是：

『他們總說這是建立理想國，

所以我跟大家一起幹。

不論有田要犁還是有槍要扛，

我不怕出力流汗，

我們建築一條鐵路，

日夜加班，讓火車快通。

如今鐵路已經築好啦，

賞一角線可以吧，老兄！』

可是並非人人都叫胡佛失望。據總統派出的一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國家當前的第一個大問題是“法律和秩序向題”，這是說犯禁釀酒賣酒法【1929年到1933年期間，美國聯邦法令禁止釀造、運輸、出售酒類。】的歹徒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