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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部長的時候，柯立芝總統取笑過他，說他這人是“奇蹟創造者，”“了不起的人物。”胡佛規定商營廣播由官方管理，無線電波不能由私人壟斷，共和黨內那些保守派對他沒有什麼好感。在宣誓就職那天，胡佛一心要做一個偉大的社會工程師。他想控制各種工業，為公眾謀利益。這種政策，共和黨並不太贊成。他的就職演說開頭幾段剛由記者用電報打到《芝加哥論壇報》社，社長麥考密克上校就拍電給華盛頓分社說：“胡佛這個人不行呀。”胡佛嚴厲批評過柯立芝總統和梅隆部長決定的低利貨款政策，他斷言這對經濟不利。他繼任總統以後，第一步就是說服聯邦儲備委員會收縮信貨，以免美國經濟遭受太大的打擊。

可是，到了事情不妙時，就可以看出他畢竟不是那麼離經叛道的。原來他的所謂“控制工業”，不過是指由政府加以監管和協調。他說，政府這樣做，是為了創造“一種有助於私人企業健康發展的條件”。他還說，擺脫經濟蕭條的唯一“正當”做祛是各人自己想辦法：美國人民看到“各大廠商、各鐵路公司、各公用事業、各商號和各公務人員”那麼盡忠竭力，應該振奮起來。但是廣大民眾從1932年起就看請楚，那些大工廠主和跟他們同惡相濟的人都是一夥騙子，所以出現了信用差距，而且這差距還越來越大了。

可是對這一點總統裝作不知道。他是一個竭力鼓吹後來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1908－？）。】所謂“傳統的聰明辦法”的人。他認為金本位制是神聖的，甚至在十八個國家（由英國帶頭）已廢除了金本位制之後，他的看祛還是不變。他相信平衡預算是“必不可少的”，“絕對必需的”，“經濟復甦的最基本的因素”，“國家的無上需要”，“一切公私財務獲得穩定的基礎”。雖然1932年他已經弄得聯邦預算出現了四十億元赤字，他仍然堅持這種意見。到了最後，他不得不承認政府必煩想點辦法了，便創立復興金融公司來支撐那些岌岌可危的銀行，並且還同意支出兩千五百萬元給農民買家畜飼料，不過有個附帶條件，那就是撥款十二萬元救濟饑民的議案，國會必須把它擱置起來。

今天看來，這些主張是荒唐可笑的；但當時那些有識之士卻把它當作聖經。《斯克內克塔迪明星報》爭辯說：“如果聯邦政府救濟饑民，這就會開一個危險的先例”，因為這將象英國的失業救濟法一樣，有使工人不想幹括的危險。美國總商會會長賽拉斯·斯特明說：“要是國會透過失業救濟法的話，國家就一定走下坡路。”人人都知道英國是怎麼變得精神萎靡的，因為《美國雜誌》已報道過，在英國，那些把小酒店擠滿的醉漢，都是靠失業救濟金過活的。亨利·福特宣稱，實行失業保險只會使更多的人失業，人們認為這話完全正確。《幸福》月刊聰明無比的編者說，如果讓非經濟性因素侵入自由市場，自由市場的良好作用就會被破壞，所以工商界人士不要以為自己應對社會負什麼責任。沃爾特·李普曼主張政府採取必要的行動，可是連他也堅持說，款項應由各州立法機關籌措，而不應由國會撥給。

卡爾文·柯立芝曾經說過，美國是一個搞實業的國家，所以需要一個為實業界服務的政府。他還進一步指出：“建一座工廠就是蓋一座聖殿，在工廠幹活就是在那裡做禮拜。”在共和黨執政的二十年代，辦實業不只是賺錢的手段，它還成了教育界、出版界、乃至宗教界所崇拜的物件。這一類的虔誠的祟拜者都在讀著布魯斯·巴頓那本關於耶穌基督的暢銷書，書名叫《不為人所瞭解的人》。書中有許多妙論，其中之一是：如果耶穌在世，他也會到廣告社去當會計主任。那些自小聽過收師說耶穌出身於木工家庭的人，會覺得這種說法是很驚人的。

時世越艱難，胡佛對實業界的信心就越足。他削減了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因而在改府極端需要增加歲入的時候卻縮減了稅源。他任命芝加哥銀行家查爾斯·G。道斯為復興金觸公司的總經理，道斯就從公司裡拿出九千萬元借給自己的銀行。不過全國性難關還是過不了，總統只得請梅隆出主意。梅隆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主張自由競爭，對於競爭失敗的人不給任何幫助】，所以他回答說：“凡是破了產的，不管它是工會，是股份公司，是農場，是地產公司，一律要清算它的財產。”正如加爾佈雷思後來寫的那樣，看來幾乎每個被胡佛請來提意見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傳統的聰明辦法，提出不少把事情搞得更糟的建議來。”

多年以後，理查德·尼克松得出結論說，“胡佛是不幸的，他那個總統做得不得其時。”沒有疑向，胡佛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