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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但是周恩來用大部分時間——1小時45分鐘——會見美國運動員,他告訴他們:“我們翻開了中國和美國人民關係方面的新的一頁。”他對美國記者說,現在美國記者可以“分批來”。
在美國球隊離京去香港的當天,尼克松總統宣佈放寬已有20年之久的美國對華貿易禁運,北京則恢復同華盛頓和倫敦的電話聯絡。可談的事實在不少;又過了不到兩星期,以亨利·卡伯特·洛奇為首的一個總統專門委員會建議,如果能夠找到保留國民黨席位的辦法,就可以接納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的計劃已在著手製定,訪問時,會談的主要問題是總統本人前往進行國事訪問。
7月初,基辛格飛往亞洲,官方宣佈是前往西貢、泰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地舉行會談。基辛格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進行了90分鐘會談後,宣佈改變日程,說他要到拉瓦爾品第以北38英里的山區休養地納蒂亞加利去度幾天工作假日。基辛格此行並沒有特殊的報道價值,因此,葉海亞政府宣佈基辛格因稍感不適將在休養地多住一天時,對此事進行採訪的記者也沒有產生什麼好奇心。基辛格被認為得了亞洲痢疾——“德里肚子疼”——美國大使館為了鼓勵這種說法,還放出空氣說,已經派了醫生去給他診治。一個記者提出,總統顧問住在拉瓦爾品第有空調裝置的旅館裡豈不更舒適一些。大使館發言人回答說,基辛格不願由於自己生病去麻煩首都的什麼人。
實際上,基辛格和三名助手已驅車到拉瓦爾品第機場,登上一架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北京去了。7月9日中午,他們在中國首都郊外一個荒涼的機場上著陸。他們由汽車送到靠近湖邊的一座賓館,在那裡吃了午飯,到下午三四點鐘,周恩來便來會面。星期五夜、星期六晚和星期天早上,他和基辛格進行了會談。由於中國人殷勤招待,這位總統顧問體重增加了五磅,之後,在他仍然被認為因腸胃病臥床時,他又飛回巴基斯坦,在別去兩天半後,重新和代表團其他人匯合。再也聽不到北京廣播電臺咒罵美國官員是強盜和走狗了。基辛格的中國之行五天以後,尼克松總統乘直升機從聖克利門蒂飛到洛杉磯郊外的伯班克電視臺,發表了震驚世界的四分鐘講話。他宣佈,他已被邀訪問紅色中國,而且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他說:“我之所以採取這一行動,是因為我深信在美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減少緊張局勢、改善關係,對所有國家都有好處。”至於國民黨,總統說,同北京“爭取新的關係”,不會“犧牲我們的老朋友”。
這是他無法實踐的諾言。他想讓“兩個中國”同時參加聯合國的計劃,是註定要失敗的。聯合國一年比一年更接近於驅逐臺灣代表團,就這一點就足以使它最後做出斷然處置。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投票透過接納北京,驅逐了蔣介石的代表。美國保守人士當天從電視上看到的丟臉情景,這在艾奇遜、杜勒斯掌握美國外交政策的時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阿爾及利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互相擁抱,坦尚尼亞人在會場通道里跳起舞來。華盛頓反應強烈,惱怒萬分。巴里·戈德華特要求美國退出聯合國,把聯合國大會送到“莫斯科或北京之類的地方”。賓夕法尼亞州的休·斯科特輕蔑地談到像坦尚尼亞那樣的“趕時髦熱褲的小國”。總統新聞秘書羅納德·齊格勒,譴責了“某些代表在投票後令人震驚的表演和不加掩飾的狂歡勁頭”。但這些不過是政治上的儀式而已。事實是,蔣介石一直以“大國”自居的地位,從中國人在名古屋對格倫·科恩做出和解姿態時起,就已註定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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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克松透過電視廣播,宣佈他要訪問北京正好一個月之後,他又在廣播中宣佈了有關另一重大措施的訊息,這一回是拯救美國經濟。的確需要想想辦法了。美國已開始陷入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貨幣危機。那時,由於胡佛總統頑固地相信亞當·斯密和約翰·司圖亞特·穆勒的經濟學說,使得已經步履蹣跚的美國金融更加寸步難行。尼克松對這兩個人的學說也口頭上表示贊同,但在實踐中他卻絕非不肯靈活。《時代》週刊的休·賽迪評論說:“直到最後關頭,總統總是墨守陳規。而當具體情況使他不知所措,或他自己改變了主意時,他便決定採取行動,那時什麼東西也不用想長期阻礙住他。他會拋棄自己的哲學、諾言、說教、朋友和顧問。他走出一種生活進入新的世界,不作任何解釋,連頭也不回。”這種做法有時使人很為難,但是在1971年的8月,美元搖晃在災難的邊緣,卻是使人為之振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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