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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2點24分到達小山坡頂上時便跪下來用槍瞄準學生——學生離開他們好幾百英尺，不可能有辦法傷害他們——好像是接到命令開槍的（同警衛隊在一起的坎特伯裡准將卻正把頭轉向另一面）。射擊之後是一片可怕的寂靜。一個姑娘在這寂靜中尖聲叫出：“我的上帝啊，他們要打死我們！”

13個學生被槍打中，其中四個——沒有一個是好鬥分子，而有一個還是後備軍官訓練隊的學員——被打死。一股鮮血從一個青年的頭部湧出，浸透了他攜帶的課本；另一個男青年用一塊布堵著一個朋友的肚子，徒勞無益地設法堵住流血。警衛隊沒有做任何事來幫助被他們打傷的人。

事件以後，警衛隊裡沒有一個人為這場殺人事件而被檢舉。雖然司法部長米切爾宣稱美國教育正經歷著有史以來“最悲痛的一個學期”，他說：“社會騷亂的最顯著的標誌莫過於大學校園裡的槍聲。”雖然由三百名聯邦調查局人員進行調查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警衛隊當時並無任何被傷害的危險，事後警衛隊只是共同策劃把事件歸罪於一群根本不存在的威脅性的暴徒，司法部卻公然拒絕組成聯邦大陪審團。就這樣一直拖了很久，直到1974年3月才發出了八份起訴書。

當時，俄亥俄州的一個大陪審團宣佈警衛隊無罪，反而對另外25個人起訴，其中包括學生會的主席。最後雖然沒有一個人被宣判有罪，但是造成一種廣泛的看法，認為這些受害者罪有應得。由於尼克松總統暗示，暴力的抗議結果引起了暴力，因而更加強了這種看法；這次事件，他說：“應當再一次提醒我們，當不滿發展成為暴力時，就會引起悲劇。”斯克蘭頓委員會說：“警衛隊開的61槍肯定不能說是有道理的。”阿格紐副總統把他們的報告稱之為“縱容的精神食糧”，又說事件發生的責任在於“大學行政大樓臺階上和教師休息室門前”的學生。任何其他的解釋，他說，將是“最不負責任地拿別人來做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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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尼克松宣佈對柬埔寨的軍事冒險而引起的校園騷動，是接連發生的一連串事件的主要環節，這些事件終於在兩年之後，產生了對華盛頓水門大樓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樓進行竊聽的問題。第一個環節是刊載於1969年5月19日《紐約時報》上的一篇由威廉·比徹署名的報道，他是該報負責國防部的採訪記者。這篇報道是這樣開始的：“根據尼克松政府方面的訊息，美國B－52型轟炸機近幾個星期以來，首次轟炸了設在柬埔寨的越共和北越的供應庫，但是柬埔寨沒有提出任何抗議。”

尼克松很驚慌。他感到他最擔憂的東部權勢集團報刊的不負責任的行徑現已得到證實了，而當《紐約時報》刊載出在同俄國進行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美方進行準備的技術細節時，他感到他的擔憂再度得到了證實。按照憲法，對比徹和他代表的報紙，他不能有多少辦法，但是他至少可以設法從他自己的政府中清查出是誰把這保密資料透露給新聞界的。他同基辛格進行磋商，基辛格草擬了一個13人的名單，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五名助手，因為他們也知道秘密轟炸柬埔寨的內幕。遵照總統的命令，聯邦調查局對他們的電話進行竊聽；四個發表了洩密材料的新聞記者的電話也給安上了竊聽裝置，這四人是：比徹、《紐約時報》派駐國務院的赫德里克·史密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馬文·卡爾布和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亨利·布蘭登。這是白宮首次進入可疑活動的半明不暗地區，但結果毫無所得，比徹的訊息來源始終沒有被發現。

總統對胡佛的聯邦調查局和裡查德·赫爾姆斯的中央情報局的工作效率開始有懷疑。在1970年5月發生的一些事件之後，他的懷疑更加深了。尼克松堅信大學風潮是外國煽動者策劃的，很可能是古巴人、埃及人和東歐人。他要中央情報局把他們查出來。經過廣泛的調查研究之後，該局報告說，所有的煽動者都是美國本國人。總統把同樣的任務交給聯邦調查局，該局所得結果仍完全相同。橢圓形辦公室仍然不滿，於是命令增加更多的電話竊聽裝置，並且採取新招兒，闖入可疑的辦公室和住宅進行搜查。這些活動由一個新的國內安全小組來指揮，這小組包括全國最高階的情報人員：胡佛、赫爾姆斯、國防情報署和國家安全域性的兩位領導人。他們的行動命令要由29歲的印第安納州律師、總統演說撰稿人湯姆·查爾斯·休斯敦來草擬。

四位情報單位的領導人於1970年6月5日在總統辦公室裡集會，同總統一起照了相。總統告訴他們，他要他們組成一個委員會監督國家安全，由胡佛擔任主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