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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安、科爾森和埃利希曼匆促地舉行了一次作戰會議，討論他們應該給亨特出些什麼點子。據迪安說，埃利希曼提出，應該叫亨特出國去。迪安打了電話，隨後又擔心起來。他問另外兩人，由白宮發出這樣的命令，是否得策？“為什麼不得策？”埃利希曼答道，“他又不是逃犯。”但是科爾森同意迪安的意見，又打個電話，撤銷那個指示。不過亨特反正已決定要逃跑。他把自己的辦公桌收拾一空，只留下一個空酒瓶和幾片利眠寧，然後飛往加利福尼亞，躲在他的一個朋友家裡，一直到他再也頂不住壓力出來投案為止。聯邦調查局一直在追蹤他。他們已經找到了利迪，他因拒絕同他們談話而引起懷疑。米切爾也就因此把他解僱了，他這樣做好像是耍兩面派，但是利迪心裡當然明白；他對馬格魯德和迪安講過，他“闖了大禍”，並說：“我是個好兵，永遠不會招供的。”還說：“如果有人要在街上槍殺我，我是有思想準備的。”

同時，總統的一些部下卻傷透了腦筋，他們要洗刷亨特與自己的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亨特一直還列在白宮僱員名單上。迪安安排人把行政辦公大樓552號房間裡亨特的保險櫃給清出來。一名助手把櫃裡的東西交給他：一個黑色公事包和一個紙箱子，紙箱內除別的東西外，還有四個步話機，一個催淚性毒氣罐，四副手槍帶，偽造的國務院1963年發到越南的電報（這是他試圖說服《生活》雜誌使它相信這些偽造電文的證據），一個裝著五角大樓檔案的公文夾，中央情報局搞的埃爾斯伯格簡介，以及亨特關於查帕奎迪克島的報告。迪安看了一眼這堆離奇古怪的東西，倒抽了一口冷氣說：“真是一堆破垃圾！”

同時，米切爾在加利福尼亞州匆匆發表了一項宣告，想把麥科德的事解釋過去，他說麥科德：

『……是一傢俬營搞保衛工作的機構的老闆，幾個月前受我們委員會的僱用，協助裝置我們的安全系統。據我們瞭解，他同不少主顧有來往，其中的關係我們並不瞭解。我們需要著重講明的是，此人以及其他那幾個人的活動既不是為我們乾的，也不是經我們同意的。那些報道使我感到震驚。在我們的競選運動和選舉過程中，是沒有這類活動的地位的，我們決不會容許或縱容這類活動。』

知道這是說謊的人中，有米切爾的妻子。米切爾星期一回華盛頓時，勸說他的妻子待在洛杉磯，在那裡，她後來說，她受到接替鮑德溫做她保鏢的人的監視，活像一名“政治犯”。據她說，她有一次給合眾國際社的記者通電話，說“他們不讓我講話”時，這個保鏢把電話線從牆上拉斷了，還將她按倒，讓另一人個在她屁股上打了一針鎮靜劑。儘管如此，他們仍無法使馬莎·米切爾保持沉默。三天以後，她再次給記者打電話說：“我不能容忍這一切卑鄙事情。”馬莎的話可以寫條很精彩的訊息，但是大多數美國人都不信她的，倒是接受了官方的說法，那就是說，政府對這些卑鄙事情是一無所知的。星期二上午，前廣告商、現任理查德·尼克松的新聞秘書羅納德·齊格勒就提出了官方的說法。他滿臉輕蔑的神態，甚至拒絕對米切爾的宣告再作任何補充。齊格勒說：“我不打算代表白宮就一件三等竊案發表評論。這不是什麼屬於政治範圍內的事。”可是，《華盛頓郵報》少數幾個記者一個勁兒地抓住這件事，齊格勒卻又終於代表白宮發表評論了。他說：“我瞧不起《華盛頓郵報》搞的那種新聞報道，那種下等的新聞報道。”米切爾在提到這家報紙的發行人時，對該報的一名記者說：“卡蒂·格雷厄姆看來會讓人把她的奶頭塞進擠奶器裡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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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意義上說，接下去的競選運動中，尼克松越來越穩操勝券。初期的預測曾表明勝負不分。後來，到了夏末，總統一路領先，最後所有的民意測驗都表明他將得到60％左右的選票。從那以後，便誰也遠遠追不上他了。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經費充足的有利條件——它有6000萬元，而民主黨只有2500萬——對選舉結果實際並未起什麼作用。水門竊聽更無關緊要。四年前，他在抗議越南戰爭的浪潮高漲時當選。此後他便似乎全力去結束戰爭，而在他這樣做時，那裡已有大約1。7萬個美國人喪了命，但是到1972年初，他已將投入越南的美軍從54。95萬人裁減到13。9萬人；五角大樓的每週傷亡人數表，在他進入白宮時，一般在三百名左右，到1972年9月21日，表上的數字便將是零，而且一直維持在近於零的數字上。尼克松是個政治動物，他自會抓緊時機利用這一點以及出現的其他機會。例如，在佛羅里達州民主黨預選中，喬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