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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中共中央和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做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決策，釋出了組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父親仰慕曾祖遺風，二話不說，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棄文就武，加入梁興初的三十八軍任指導員，雄赳赳，氣昂昂，跨過了鴨綠江。

飛虎山一役，父親負傷回國，在陸軍後勤總醫院養傷，認識了我母親，我母親當時是外科軍醫。在醫院裡邊泡了大半年，兩人日久生情，戰爭結束後便結了婚，首長關照，一塊兒調到北京衛戍區，進了機關。

當時，部隊把我們家分配在蠟庫衚衕——臨近景山的一條小衚衕。明清時代內務府曾在此設定衙門，專營紫禁城內宮廷蠟燭供奉，因而得名。解放後這裡改稱“臘庫衚衕”。

衚衕南北走，兩條岔，我們院兒在南岔，多是機關作戰指揮部門家屬，其他諸如後勤裝備，保衛，政工家屬都在北岔。

院子是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說實話，衚衕雖不大，但這個院子很大，據說起初住的是蠟庫衙門的老爺一家。窮廟富方丈，想來當年庫司老爺也撈了不少油水。這麼多年，風雨滄桑，修葺翻新了好幾回，主人也歷經好幾十撥，依然不變模樣，解放戰爭平津戰役期間地下黨的電臺就曾設在這裡。

這麼大的地方，只住著三戶人。祖父很高興，經常唸叨這裡風水好的不得了，小時候也不懂，就知道番強爬樹，上房揭瓦，長大以後研習形勢理氣，才知道確是奧妙無窮。

院兒裡住的都是部隊家屬，統共十來號人。後來有的搬走了，有的又搬進來，來來去去許多回，老一輩的名號，很多我也記不起來了，只知道最後搬在隔壁住的黃叔叔，跟我父親是抗美援朝的戰友，同在三十八軍，也是負傷調回來的，兩家人交情極好。

他兒子黃永幸跟我同年，發小，從機關幼兒園到中學都是同學，鐵哥們兒，一塊兒搗蜂窩，掏鳥巢，往老師抽屜裡邊兒放死蛇，卸人家腳踏車鈴鐺，戳車胎，專搞惡作劇，也一塊兒打架，挨板兒磚。什麼都幹，也什麼都敢幹，出了名的混世魔王，唯恐天下不亂。

南北大院裡邊兒的家長們都拿我倆做典型的反面教材，囑咐不要跟我們“打聯聯”，說什麼長大了註定是流氓。不過，數十年後回顧，當年的兩個魔頭如今也混得人模狗樣，有的乖孩子卻蹲了大獄，不能不感慨世事變幻，人生無常，順帶總結出：聽話的不一定是好孩子，不聽話的長大了未必沒出息。

我們兩家的老爺子倒是無所謂，總覺得男孩兒嘛，就應該皮，規規矩矩的，難不成了大閨女？又說小時候比我們混賬。有空還給我們做彈弓打鳥。偶爾也搭上我們，跟著一塊兒到部隊看打靶，運氣好還能摸上兩槍。

只是經常要被學校請家長，末了，兩個人都不免一頓“竹筍炒肉絲”，打得屁股開花。打得狠了，祖父往往會出來拉住我媽，搖頭晃腦地念叨：“國有諍臣不亡其國，家有逆子不敗其家。”。

隨後的幾年裡，國際政治風雲變換，中蘇關係急劇下降，黨際的友好變成了公開的論戰，國家關係上的同盟變成了互相拆臺和攻訐，貿易急劇萎縮，軍事摩擦不斷，神經高度緊張。於是，兩家家長也常常留在機關值守。到1969年我們初中畢業的時候，適逢珍寶島事件，部隊號召備戰，備荒，大人們更是回不了家，長時間呆在中蒙邊境研究作戰，提防蘇聯的機械化師團挺入。

我們的屁股也隨之得到了解放，並由此總結出一套“屁股哲學”，充分認識到所謂的國際政治和我們的屁股是劃等號的。

1966年的夏天，略顯悶熱，中國的政治空氣中充滿了濃烈的火藥味，5月份，516通知下發，緊跟著8月份毛主席一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問世，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蔓延開來，逐漸席捲了整個神州。

這場風波很快波及到全市的教育系統，我所在學校也來了文革工作組開展運動，但不久我們學校便被定性為“貴族學校”，轟轟烈烈的批判在學校展開，全校師生都被要求停課鬧革命。

那時我和黃永幸，剛剛進入初中。

此時的黃永幸已經長得人高馬大，一點兒不像個毛頭小子，經常打架，而且打架動手從來都往死裡整，講的是留情不下手，下手不留情，四九城裡的頑主給他起了個外號：黑子。

不久，學校有人貼出了大字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絕不容許反革命後代混進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中來！！揪出一切可疑份子，堅定不移地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於是全校學生按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