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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擁抱沸騰的生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我必須腳踏實地，必須一步一步來，那麼就讓我從獨自出院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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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母親（1）

我的父親母親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批知識分子。我的父親畢業於著名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導彈工程系，母親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

說起父輩，我不能不說說他們的責任感。他們那一代人對工作、對事業的責任感我們望塵莫及。嘟嘟都知道，姥爺是造導彈的。我記得1992年澳星發射失敗，整整一個星期爸爸都是低頭進低頭出，我問他為什麼，他搖頭說：“抬不起頭來，抬不起頭來。”我有些不理解，也想勸勸他：“又不是你不讓澳星上天的，你幹嗎抬不起頭來？”爸爸繼續搖頭：“整個航天部都抬不起頭來。”那一瞬間我感動極了，為他們那一代人的責任感感動。

我的父母都是學理工的，所以我們從小受的家庭教育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很奇怪，我們姐妹三人都學的是文科。

其實也不奇怪，我從記事起，爸爸就總是出差。每次出差爸爸會給媽媽寫信，我識字以後，爸爸每次還會給我寫一封信，導彈工程師爸爸寫一手好字，文筆也很不錯。信中，他用優美的文字給我描述當地的風景名勝，我記得上小學的時候，有一個“好詞語本”，上面記了很多好詞語，都是摘自爸爸的信。所以我學了文學，也有賴於爸爸的栽培；包括畫畫，都是爸爸的啟蒙和教導。爸爸說我動手能力強，他希望我學工科，但是歪打正著，我成了文學女青年。

從我確診直到第二次化療開始，我一直沒有告訴父母我實際的病情，爸爸媽媽只知道我做了一個一般的婦科手術。但是第一次化療出院回家，我看爸爸看我的眼神裡懷疑和不安的成分多過欣喜與安慰，我看媽媽輕輕在我長達8寸的傷口上撫摸時，顫抖的雙手充滿了對我自己輕描淡寫描述的病情的不信任。我知道知識分子的問題在於不容易輕信什麼，他們重視的是證據。

爸爸是個心很細的人，我記得上大學時，一個週日下午我返回學校時，離開家之前我跑到廚房想找點兒零食，蒸鍋裡有兩根我很愛吃的煮玉米，但是已經涼了。大概是跟同學有約，所以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放下涼玉米，匆匆走了。

當我坐的公共汽車已經啟動時，我看見爸爸騎著腳踏車奔到車站，我正在詫異，爸爸從視窗遞進來一個食品袋，裡面裝著兩根熱氣騰騰的煮玉米。我的眼淚差點兒掉下來，幸虧公共汽車馬上開走了。

相比之下，媽媽反倒顯得大大咧咧，所以我生病的事兒主要是瞞住爸爸。也正因為如此，在我第二療程化療開始之前，陳衛東和洪小纓、洪小薔決定告訴爸爸實情。因為我的再次入院，也因為化療反應出現，瞞是瞞不住了。所以我們開會決定告訴爸爸，再讓爸爸決定是否告訴媽媽。

那是我第二次化療開始的前一天，是個星期日，洪小纓返京，陳衛東帶著嘟嘟接上洪小纓、洪小薔，然後回父母家接老爸到醫院來看我。陳衛東和兩個妹妹商量在到醫院的路上告訴老爸我的真實病情。

一路上三個人誰也說不出口，陳衛東異常專注地開車；洪小纓和洪小薔不停地逗著嘟嘟，誇張地驚奇著窗外的風景；幸虧有嘟嘟，才顯得空氣不是那麼壓抑。車行至天安門廣場，空氣忽然有些凝重。洪小纓後來向我轉述這一切的時候說，不知道為什麼，也許是天安門城樓本身的莊嚴肅穆，讓車裡的氣氛不期然地起了變化。洪小纓看看陳衛東，他依舊異常專注地開著車，又看看洪小薔，她也是專注異常地摟著嘟嘟，目光堅決地不與小纓的眼神相遇。沒辦法，洪小纓只好自己打破寧靜，否則她會窒息的。

當我內心因充滿緊張和期待而惴惴不安時，爸爸一行人來到病房。儘管我已經做足準備，但看到老爸緊鎖的雙眉，我的眼窩還是發熱了。

一下子來了這麼多人，病房顯得擁擠了很多，何歡忙不迭地讓座，並讓嘟嘟坐到她的床上，為了誘惑嘟嘟，何歡拿出剛買的帶攝像頭的手機給嘟嘟拍照，嘟嘟果然饒有興趣地上鉤了，看到自己的頭像貼在了阿姨的手機上，嘟嘟簡直是興高采烈，我也笑著，並囑咐嘟嘟小心點兒，別把阿姨的手機弄壞了。

我的父親母親（2）

“沒事兒，讓他玩兒吧。”何歡也跟著興高采烈，還讓嘟嘟給她拍照，兩個人一下子熟絡起來，我知道，何歡一定想自己的兒子了。

還好有嘟嘟在，氣氛不是太壞；加上我及時調整狀態，一副沒什麼大不了的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