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倔強。美麗使得她比別的姑娘更容易得到愛情，倔強又讓她比別人更容易被愛情傷害。愛和傷都到了極致，她便在一個冬天的黑夜從一座天橋上飛身而下劃出一道同樣美麗而倔強的弧線。

我去醫院看她，腰裡打著四個鋼釘的她跟我哭著說她的身體再也不完整了。當時，我對身體不完整還沒有什麼體會。後來，當我進行了被醫生稱為最大的婦科手術以及最小的外科手術之後，當我的盆腔幾乎被淘空之後，我體會到了那種身體不完整所帶來的奇特的心理失重。可是我沒能過於細緻地去體會它，本來我以為或者說我希望手術過後一切痛苦就結束了，但是不是，因為手術不過是我邁出的萬里長征的第一步，真正的置之死地而後生還遠遠沒有到來。

切，全切！（1）

從小到大，我沒切過扁桃腺，沒割過闌尾，我受過的最大的刀傷是削蘋果時把手拉了一個口子，還有就是切土豆時從無名指上切下一塊皮，一塊創可貼就解決了一切。但是現在我卻要面臨一個大手術，我似乎聽到了一種冷峻的閃爍著金屬特有的光芒的聲音。那是一把手術刀在人體肌膚上進行切割的聲音，我一閉上眼睛就好像看到它一毫米一毫米地剖開我的腹部，又帶著一毫米一毫米綻開的鮮血去直面那些惡性腫瘤。

我不能想象，“切，全切”究竟是個什麼概念？我每天耿耿於懷，不知道怎樣才能平靜手術前的種種複雜微妙、忽上忽下、起起落落的心理變化，尤其我不能看見23床那沮喪得近乎絕望的眼神，我從不敢跟她交流，因為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她的每一聲嘆息都像鼓槌一樣，重重地敲擊著我的心。

一大早我就被護士叫醒，測體溫，留尿，查尿常規。剛想睡個回籠覺，護工來送開水，接著早餐車丁零咣啷地來了，伴著護工的叫聲“吃早飯了。”我只好面對現實——我住的是醫院，不是酒店，我索性起床，洗漱一番。

能夠自主行走的病人早就圍在餐車旁了，一些化療反應嚴重的有家屬打飯，這些家屬很辛苦，他們大多從外地來，通常都住在醫院旁邊的招待所裡，早晨6點就過來幫著他們生病的親人梳洗；沒有家屬陪同的手術或者化療病人，護工會在最後把飯送進病房。

早晨8點整，在主任醫生的帶領下，醫生開始例行查房。那個操著明顯南方口音的醫生是周主任。謝天謝地周主任及時出現，這樣我可以又一次比較自然地躲過與23床的對視和交流。

溫和的周主任對22床和23床說：“你們能吃一定要多吃！就當是吃藥，一定要嘴壯。”

22床答應了，23床卻沒什麼反應。

“23床，22床都答應了，你還沒答應呢。”周主任的語氣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幼兒園老師。我靜靜地看著這個高個子的醫生，說實話作為一個病人我萬分享受他的溫和。

但是23床只是有氣無力地“嗯”了一聲，又苦笑了一下。她翻過身，讓身體平躺著。她瘦極了，只有小腹是鼓鼓的，她盆腔中的腫瘤每天都在瘋狂地生長，吞噬著她體內的營養。她已經是宮頸癌Ⅳ期了，癌細胞早就擴散。住院前她的小腹腫大就有些日子了，但是因為不疼，她並沒有到醫院檢查，直到疼痛感持續不斷，才來醫院。

醫生說癌症一旦有了症狀，那一定是中晚期；有了疼痛感，就肯定是晚期了。她很後悔沒有及時檢查，所以一有點兒力氣，她就會提醒來看她的親友要定期做婦科檢查。

幼兒園老師般親切的周主任率領眾醫生離開病房，我的心裡又開始七上八下地不安寧。我走出病房走在樓道里，不期然地竟然走到樓道盡頭的醫生辦公室門口。我聽到門裡似乎是什麼人在爭辯什麼。我正猶豫著要不要豎起耳朵聽個仔細，忽然，房門開啟，從裡面衝出來一個病人，我有些尷尬地閃在一邊。

這個病人根本就沒看我，“不做了，回家！”她邊說邊氣哼哼地往前走，沒走兩步就轉回頭衝著追出來的一個男人高叫：“趙建國！你想害死我呀！就這種不平等條約你也籤？！”

那個叫趙建國的男人緊緊跟著，一句話也不說。

我正分析他們之間的人物關係，緊接著又從辦公室裡追出來一位大夫，他中等身材，帶著一副眼鏡，斯斯文文的，但是走路的樣子很英武，很有點兒軍人氣質。他看了我一眼，顯然發現我是企圖偷聽，但是他顧不上理我，徑直向那個病人追去。

畢竟是大夫追了過來，那個“不平等條約”自然停住了腳步。

“李大夫你說，這是不是不平等條約。你說，是不是！”說完，她狠狠地瞪了一眼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