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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者。一些人拾起地上的礦渣，用力扔向警察和福特公司的保安人員。場面一片混亂，此時有人開火，示威者倒在地上。就在混亂中，班尼特的汽車突然駛出大門。

“這兒誰負責？”他大喊，“我想和他談一談。”

“我們都說了算。”喬·約克（Joe　York）—一個19歲的青年反唇相譏。

在班尼特准備搞清形勢的時候，憤怒的人們仍在繼續丟擲礦渣和石頭。“你們在打自己人。”班尼特說。當時，福特公司的工人正在為一筆來自蘇聯的價值3000萬美元的訂單和蘇聯工程師一起工作。這時，一個女人大叫：“讓班尼特滾出來，他在那棟樓裡！”

“你錯了，我就是班尼特。”福特汽車公司的安全主管走下車。

他的這句話導致了人們的新一輪攻擊，許多礦渣擊中班尼特的腦門。班尼特出了很多血，他抓住約克，倒在馬路上。此時，小石子如雨點般噼噼啪啪散落下來，約克竭力擺脫班尼特，而警察和福特公司的保安人員卻開槍了。“我想一定有許多人中槍。”一位在場的攝影記者這樣說。子彈穿越人群，擊倒了許多手無寸鐵的遊行者，他們四散跑開，把倒地的人迅速抬走。共有60位示威者受傷，有4人當場死去，其中就有年輕的約克；隨後又有一人因槍傷死亡。“迪爾伯恩的街道血跡斑斑，”《紐約時報》如是報道，“馬路上亂成一片，到處都是玻璃碎片、被子彈擊穿的汽車殘片；福特公司辦公大樓的每一扇玻璃窗都打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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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子彈和壁畫（2）

混戰中，至少24名警察被四處亂飛的物體擊傷。班尼特後來被擊中後頸，陷入昏迷狀態。受傷的示威者在警察的看管下被抬進醫院（其中至少有兩位被銬在擔架上），而班尼特則在亨利·福特醫院接受治療。“報紙上接二連三登載的故事越來越離奇，”他回憶說，“他們一會兒說我雙手各執一槍面對示威者，一會兒又說我朝遊行人群扔催淚彈。”

這些誇張的報道加深了公眾心目中本已冷酷無情的班尼特的形象，他處理工人問題的態度十分強硬，毫不留情。

1932年夏，韋恩市檢察官組織了一個臨時陪審團，進行了一場“最不公正、最具偏見和最愚蠢的訴訟調查”（一位陪審團成員如是說）。檢察官辦公室與其他政府機構一樣，都為福特“所有”。（例如，迪爾伯恩市長是亨利的堂兄，而迪爾伯恩五人治安隊的成員全部來自福特公司的保安隊。）因此，這場訴訟的結果不會出乎意料。迪爾伯恩警察局局長是個貪婪的傢伙，他一直作為“特別調查員”領取班尼特的薪水。儘管警察局對福特公司給出了一些官方批評意見，但福特汽車公司卻一點都沒有感到羞愧。在許多人眼中，這場“福特反飢餓遊行屠殺”缺少可定罪的理由，這意味著福特公司可以擺脫任何法律處罰。

至於那些受害者，4位死去的工人被安葬在伍德梅爾公墓。約有15000人參加了葬禮，當時還有數百名警察在場—他們把棍棒藏在制服下面—緊張地四處巡視。而第5位死去的人卻因為是黑人，而不能安葬在“白人”公墓中，最後，他的遺體被火化，骨灰由飛機在工廠上空噴灑出去。

迭戈·里維拉（Diego　Rivera）公開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然而他卻不是一名暴動分子—如果非要這麼稱呼他的話，那也是指他的藝術作品。這位矮胖的墨西哥籍壁畫家的作品一直備受爭議，他的許多作品描畫的場景被人們認為是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在他於20世紀20年代為墨西哥###製作的一組壁畫中，其中有一幅叫做《資本家的晚餐》，描畫了摩根、約翰　D。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圍坐在桌邊，貪婪地咀嚼著股票交易顯示帶的場面。

埃茲爾認為里維拉是個天才。作為底特律藝術學院藝術委員會的主席，埃茲爾不僅贊同請里維拉來底特律為博物館花園的圍牆做畫，還同意支付

22　000美元作為報酬。

這樣的大手筆在埃茲爾來說司空見慣，即使是在經濟蕭條的1932年也是如此。他和伊利諾多年來一直不事聲張地進行了許多捐助。除了向亨利·福特醫院捐款400萬美元、給底特律YMCA棒球隊出資75萬美元這些大額捐款之外，他們對待藝術也極其慷慨。他們向底特律交響樂團捐贈100萬美元，每年向埃茲爾任董事的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捐贈5000美元。不過，於1927年落成於伍德沃德大街的底特律藝術學院才是埃茲爾的最愛。

里維拉迅速與老闆打成一片，他發現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