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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倡導古文運動，重現了古典寫作的清新雋永和高尚道德，並且強調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宋朝是盛世的延續還是衰敗的開始（2）

對佛教的抵制是充滿爭議的，但也是合理的。佛教寺院已經聚集了巨大的財富。到了公元9世紀40年代，唐武宗開始滅佛時—解除僧職，關閉寺廟，掠奪財富，他更多的是基於財政壓力考慮，而非被學者對佛教的嚴厲譴責所打動。官方的態度使得像韓愈這樣的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得格外令人尊崇。數百萬的佛教徒繼續存在，但是還有數百萬對這個外來宗教充滿疑惑的中國人，他們認為佛祖關於人生的重大問題的答案—諸如，真正的我是怎樣的？我要如何適應這個宇宙？—有可能隱藏在他們自己的儒家經典中某些顯而易見的地方，並由此受到激勵。

一種儒學復古運動橫掃貴族階層，在中國最危急的時刻，也就是契丹人和党項人入侵時，國家最優秀的思想家像孔子一樣挺身而出，為統治者提出寶貴建議。他們堅持認為，人們必須忘卻重生和不老，要明白此時此刻就是一切，滿足感來源於人世的行動。有人總結說：“真正的學者，應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儒學復古運動將經典學說變成了完善社會的行動指南。他們宣稱，擁有哲學和藝術技能，並且能夠正確地理解古典文化的人，才能夠運用古典道德，從而拯救當今世界。歐陽修就是一個例子，他在幼年時期偶然發現韓愈的文章，隨後創造了他自己的“古代散文”風格，併成為著名的詩人、歷史學家以及收藏家，一路加官晉爵，擁護財政和軍事改革。

眾多同樣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為國家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其中最為卓越出眾的當數考古學先行者、偉大的散文家以及宋朝宰相王安石。王安石樹敵眾多（包括歐陽修在內），他們攻擊他，說他是粗鄙、令人反感且卑鄙骯髒的，並最終導致王安石聲名狼藉，慘遭流放。然而，王安石激進的新政策—相當於在11世紀將羅斯福新政與里根經濟政策相結合—真正起到了緩和矛盾的作用。王安石抨擊稅收制度，並實施了更為公正公平的稅收系統，從而增加國家收入；他投資眾多公共事業，提倡“青苗法”，國家向農民和小商人提供借貸資金；他用更廉價的民兵替代昂貴的職業軍人，由此平衡預算。當遇到保守官員的反對阻撓時，他就用新官員取而代之。他還在行政人員考試中加入了經濟學、地理學和法學內容，建立新學校教授知識，併為透過考試者增加薪俸。

儘管儒學復古運動的成就非凡，但是與同時期盛行的第二波發展程序—一次可與古羅馬媲美的經濟繁榮相比，就顯得相形見絀了。對中國的幾乎所有地區來說，中世紀暖期無疑是上天的恩惠：湖泊沉積物、石筍化學物和古籍記載都表明，半乾旱的北部地區降雨量增加，這正是當地農民所希望的；而潮溼的南方降雨量減少，也符合該地區農民的期望。因此，到1100年時，中國人口大約上升至1億人之多。

截至1100年，公元6世紀時《齊民要術》中提及的37種水稻全部被高產的變種水稻所取代，農民們有規律地將水稻與小麥相間種植，每年可以從受過灌溉和施過肥的土地收穫三季作物。不斷延伸的道路網路—城市內部的道路通常由石料築成，有時甚至鄉間道路都使用磚石—使得糧食向港口運輸的過程更為便捷，並且水路運輸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國的造船工人模仿了波斯、阿拉伯和東南亞地區船隻的長處，建造出擁有密封層、4根甚至6根桅杆以及多達1000個強壯船員的大型遠洋航行船隻。船運費用不斷攀升，商人們因為大規模貿易活動而聚集起來。根據一位12世紀的作家所說：透過互相連通的河流與湖泊，人們可以去往任何地方。當一艘船駛離港口，行駛一萬里之遙都無任何阻礙。每年，百姓將耕種和食用之外的剩餘糧食用於交易。大商人囤積平常人家缺少的東西。小船從屬於大型船隻，並參與聯合經營活動，來回往復，透過賣糧獲得可觀收益。

宋朝是盛世的延續還是衰敗的開始（3）

但是，這一切都要花錢，隨著經濟增長，政府試圖鑄造足夠的銅幣。結果，對新銅礦資源的挖掘（以及在銅幣中摻雜鉛的不甚光彩的行為）使得銅幣的產量由公元983年的3億枚飆升至公元1007年的18。3億枚，然而依舊供不應求。

人的貪婪和懶惰拯救了危局。公元9世紀，在茶葉貿易開始大行其道、國家商業監管鬆弛的情況下，四川的商人開始在長安設立分部，在那裡他們可以將買賣茶葉所得貨幣兌換成“飛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