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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這也許是貝利撒留從義大利被召回的真正原因，而非安東尼娜的私通醜聞）。

雪上加霜的是，在公元541年，據說有一種可怕的新型疾病在埃及肆虐。病人有發燒症狀，並且發生腹股溝和腋窩部位腫脹。大約一天過後，這些腫脹部位會發黑，隨即病人進入昏迷或者精神錯亂的狀態。在之後的一兩天，大多數病人會在極度痛苦中咆哮著死去。

這就是黑死病。一年之後，這種疾病傳播到了君士坦丁堡，大約有10萬人病死。由於黑死病的死亡率很高，因此以弗所的大主教約翰宣佈：所有人在出門時都必須在脖子上掛一個標註姓名的牌子。

君士坦丁堡認定瘟疫來自衣索比亞，大多數史學家也同意這一觀點。黑死病的病菌可能在距公元541年很久之前就開始在非洲的大湖地區進化，並透過衣索比亞高原上的黑鼠身上的跳蚤四處傳播。在很多年間，紅海的商人們一定將許多衣索比亞老鼠帶到埃及，但是由於攜帶瘟疫病菌的跳蚤只有在59~68華氏度之間才能變得活躍起來，埃及的溫度為這種傳染病的傳播製造了障礙—顯然，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公元6世紀30年代末。

之後發生的事情一直是人們爭論不休的話題。樹木年輪顯示，之後經歷了好幾年不同尋常的嚴寒天氣，拜占庭帝國和盎格魯—撒克遜的天象觀測者記錄下了一顆巨大彗星的出現。有些史學家認為彗星的尾巴製造出了一個塵幔，從而降低了溫度，使得瘟疫爆發，有些認為火山灰是溫度降低的罪魁禍首，而另一些則堅持認為瘟疫爆發與塵幔和火山都無關。

但是在這一切傳言和行為背後，導致公元6世紀西方社會發展下滑的原因既不是彗星，也不是戰略問題，甚至不是自身道德標準的鬆懈。東西方之間的最終差別，在於地理因素，而非人為因素，而這種差別決定了戰爭打擊和疾病侵害是如何影響社會發展的。查士丁尼統治下的帝國經濟狀況良好—埃及和敘利亞的農民比之前任何時候都要多產，商人們仍然將穀物和橄欖油運送到君士坦丁堡—但是西方與東方不斷開拓的水稻田新邊疆不同。當隋文帝征服中國南方地區時，他派遣了至少20萬軍隊；而查士丁尼即使是在公元551年，在他義大利戰爭的輝煌時期，也只招募到兩萬軍隊。隋文帝成功地奪取了中國南方巨大的財富，而查士丁尼僅僅贏得了更為貧窮、戰亂紛飛的土地。如果再過幾代時間，一個重新一統的羅馬帝國有可能已經把地中海打造成商貿的高速通道，從而開拓新的經濟前沿，扭轉社會發展的落後局面，但是查士丁尼並不擁有這種財力。

在較量開始之前，地理條件侷限性就已經註定查士丁尼英雄主義又充滿虛榮心的再征服會以失敗告終，而他付出的努力也許只是讓早已註定的失敗更為悽慘。查士丁尼的軍隊將義大利變為一片廢墟，而供養其軍隊的商人們又將老鼠、跳蚤和死亡帶到了地中海。這場瘟疫在公元546年之後逐漸消退，但是病菌已經紮根於此，因此

最後的後裔：拜占庭帝國與波斯帝國的衰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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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瘟疫都會在某個地方爆發，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公元750年，期間人口銳減高達1/3左右。就如400年前第一次東西方交流引發的傳染病一樣，大規模的死亡最初給一些人帶來了利益：勞動力減少，因此倖存者的工資增長（與基督教信條明顯不一致的是，以弗所的大主教約翰在公元544年抱怨說，大規模的死亡把洗衣服的成本抬高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查士丁尼的應對措施就是將工資限定在瘟疫爆發之前的水平。這一做法顯然無濟於事，此後，土地荒蕪，城市縮小，稅收減少，機構分裂。很快，每一個人的處境都變得更為悲慘。

在之後的兩代，拜占庭帝國內部發生動亂。公元5世紀時，英國和高盧大部分地區都已經退出西方核心地區；公元6世紀時，戰爭頻發的義大利和西班牙部分地區也步其後塵；隨後分崩離析的浪潮翻滾著，從西北一直向東南蔓延，最終吞噬了拜占庭帝國的核心腹地。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下降了3/4，農業、貿易和國家收入衰落，帝國末日近在咫尺。到公元600年時，只有一個人仍然幻想著重建西方核心：波斯帝國的國王庫斯魯二世。

畢竟，羅馬不是西方帝國中唯一可以被重建的國家。重回公元前500年，當羅馬仍在停滯不前時，波斯帝國已經統一了西方核心的大部分地區。現在，拜占庭帝國奄奄一息，似乎又到了波斯帝國重振雄風的時刻。公元609年，庫斯魯二世衝破了拜占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