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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與庸俗的文化商販去爭奪市場，他的探索和創造原本是出於他的性情之必然，而不是為了獲取虛名浮利，種瓜得瓜，何失落之有？

寂寞則是難免的。不過，寂寞原是創造者的宿命，所以自甘寂寞也就是創造者的一個必備素質，不獨今天這個時代如此。精神文化創造在實踐上是最個人化的事業，學術上或文學藝術上的一切偉大作品都是個人在寂寞中嘔心瀝血的結果。糾集一幫哥兒們，侃出一部部電視劇或暢銷書來，熱鬧果然熱鬧，卻與真正的精神文化創造毫不相干。在創造的寂寞中自有一種充實，使得創造者絕對不肯用他的寂寞去交換別人的熱鬧。他基本上是別無選擇，這倒不是說他肩負著某種崇高的使命，而是說唯有這樣活著他才覺得生活有意義。他在做著他今生今世最想做、不能不做的一件事，所以不論成敗得失，他都無怨無悔了。

人各有志。在體制轉型提供更多選擇機會的條件下，原來籠統稱作知識分子的這個階層中，有人改行經商，有人心猿意馬，有人堅守初衷，這種情形十分正常。人們各奔前程，大致上也各得其所。如果一個人知道自己的志業所在並且一如既往地從事著這一志業，如果他在此過程中感覺到了自己的生命意義與歷史責任的某種統一，那麼，應該說他在精神上是充實自足的。天下滔滔，與我何干？大不了窮些寂寞些。信念猶在，志業猶在，安身立命之本猶在，何嘗失落？

救世和自救（1）

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化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明顯事實。這個事實是如此明顯，以至於一個人並不需要有多麼敏銳的心靈，就可以感受到了。其主要表現是：一、信仰生活的失落。人生缺乏一個精神目標，既無傳統的支援，又無理想的引導。尤其可悲的是，人們甚至喪失了對信仰問題的起碼認真態度，對之施以鬨笑，以無信仰自誇。二、情感生活的縮減。畸形都市化堵塞了人與自然的情感交流，功利意識擴張導致人與人之間真情淡薄。情感體驗失去個性和實質，蛻化為可模仿的雷同的流行歌詞和禮品卡語言。三、文化生活的粗鄙。訴諸官能的大眾消費文化氾濫，訴諸心靈的嚴肅文化陷入困境。娛樂性傳播媒介冒充為文化主流，絕無文化素養的記者和明星冒充為文化主角，幾有席捲天下之勢。

毫無疑問，對於這種平庸化現象，凡注重精神生活的人都是持否定和批判的態度的。不過，其中又有區別。據我觀察，可分為兩大類。

一類人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拯救天下為己任，他們的反應又因性情和觀念的差異而有區別。大抵而論，宗教和道德型的人主要表現為憤怒，視這個世道為末世，對之發出正義的譴責乃至神聖的詛咒，欲以此警醒世人，尋回盛世，或者——審判世人，以先知的口吻預言某種末日審判。張承志是當今最典型的代表。理智型的人主要表現為憂慮，視這個世道為亂世，試圖規劃出某種救世方案，以重建精神生活的秩序，恢復或營造他們心目中的治世。相當一批人文學者正在為此殫精竭慮，搖唇鼓舌。不論憤怒還是憂慮，救世是共同的立場，所以我把兩者歸作一個類別。

另一類人是比較個人化的知識分子，相對而言，他們沒有太直接的用世抱負，而是更加關注自己獨立的精神探索和文化創造活動。他們對於作為一種社會現實的精神平庸化過程同樣反感，但似乎不像前一類人那樣有切膚之痛，如坐針氈，為之寢食不安。由於他們更多地生活在一個相當穩固的屬於自己的精神世界裡，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隔膜於或超脫於他們所反感的那種外部變化。他們的反應主要不是憤怒或憂慮，而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近乎寬容的淡漠和蔑視。屬於這一類的大抵是一些真正迷於藝術的藝術家，真正迷於學術的學者，以及執著於人生和人類根本問題之思索的哲人智者。在這樣的人看來，末世論或亂世論似乎都有些危言聳聽，這個世道和別的世道沒有本質的不同，不過是一個俗世罷了。時代變遷，俗的表現形式相異，或官或商，無精神性則為一。所以，他們始終與俗世保持距離，而把精神上的獨立追求和自我完善視為人生在世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此意義上，他們的立場可歸結為自救。

當然，上述劃分只是相對的，畢竟可能有一些個人性和社會性皆很強的知識分子，在他們身上，自救和救世的立場會發生重疊。我無意在這兩種立場之間評優劣，以我之見，真誠的救世者和自救者都是寶貴的，我們之缺乏有感召力的傳道士和啟蒙思想家，一如缺乏埋頭於自己園地的耕耘者。不過，就目前而言，說句老實話，我實在聽厭了各種名目的文化討論，從這些熱鬧中只聽出了一種浮躁和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