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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至善存在，這個信念鼓舞著他為建立道德兢兢工作，成為一個他恰如其分自命的“具有浪漫主義氣質的現實主義道德家”（第174頁）。絕對價值的存在是必要的假設，一個人如果沒有寧信其有的宗教精神或曰浪漫氣質，怎麼可能從事任何真正的精神事業呢？　。　想看書來

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6）

吳宓所欲建立的道德是廣義的，與人文主義同義。按照他的理解，人文主義即“個人的教養或完善”（第15頁），為此須研習人類一切文化精品。這就回到了本文開頭所闡述的他的古典人文信念。從這種信念出發，他反對存“中西門戶之見”，主張“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熔鑄之貫通之”（《論新文化運動》，《學衡》第4期）。在他之前，辜鴻銘、蔡元培、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等人均已走入這個融合中西文化之精華的思路。在我看來，這個思路的合理是一目瞭然的。我確信人性和人生基本境況是不變的，人類不分古今東西都面臨著某些永恆的根本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構成了一切精神文化的核心。當然，對於每個人來說，如何融匯貫通卻是要他獨立完成的事情，並且必定顯出文化背景和價值取向的差別。說句老實話，我已聽厭了不斷老調重彈的中西文化討論，既不相信全盤西化，也不相信儒學復興，並且也不相信可以人為地造就一種東西合璧普遍適用的新文化新人生觀。當務之急不是制訂救世的方案，而是啟迪自救的覺悟，不是建立統一的價值體系，而是鼓勵多元精神價值的真誠追求。如果有更多的人注重精神生活，熱愛全人類文化遺產，認真思考人生問題，那麼，不管思考的結果怎樣紛異，都是中國文化乃至中華民族前途的福音。我們已經有了許多熱衷於文化討論的學者，缺少的是真誠的儒者、釋者、基督徒、人文主義者等等，一句話，真誠的理想主義者。讀完吳宓的《文學與人生》，掩卷沉思，我明白這本書使我如此感動的原因之所在了。

五

承蒙吳學昭女士信任，得以先睹其亡父吳宓先生《文學與人生》一書的校樣，並遵囑寫下了我的感想。

該書是吳宓畢生心血之凝聚和理想之寄託，他本人極其重視。自1936年在清華大學和北平女子文理學院同時開設這門課程之後，他輾轉從教於西南聯大、成都燕京大學、武漢大學，均開設此課，並不斷充實提綱的內容。1948年底，他又寫成文稿，計25萬餘字。1949年4月，他取道重慶，準備上峨嵋山出家，隨身即攜著這部文稿。後出家未果，留西南師範學院教學，由於政治形勢而不能再開設此課，便將文稿珍藏了起來。1973年8月，在他因反對“批孔”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前不久，風聲日緊，他將兩包檔案交昔日的一個學生保管，作為他身後“永久儲存並傳後之檔案一部分”，並開示清單，列在第一的就是這部《文學與人生》文稿（《雨僧日記》1973年8月12日）。遺憾的是，我們現在讀到的仍只是1936年的提綱，文稿卻至今未見天日。作為一名讀者，我只能期盼文稿早日出版，使吳宓最渴望傳後的這部心血之作真正得以傳之後學。這位生前寂寞的理想主義者倘若知道他的最後遺願也所託非人，他的在天之靈該如何地悲哀啊。但願事實不是如此。

何嘗失落

自從商業化浪潮席捲中國內地以來，關於“文化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知識分子失落”的悲嘆不絕於耳。坦率地說，對於此類談論，我始終感到比較隔膜。幾年前我寫過一段話：“無論‘文化熱’，還是‘文化低谷’，都與真正愛文化者無關，因為他所愛的文化是既不會成為一種時髦，也不會隨市場行情低落的。”現在我仍這樣看。我確實相信，一個夠格的文化人，或者說知識分子，不論他是學者還是作家、藝術家，他必定是出於自身生命的根本需要而從事精神文化創造的。在精神文化領域內，他不會沒有困惑，毋寧說正因為在人類精神生活和生存意義問題上他比常人有更深刻的困惑，所以才在此領域內比常人有更執著的探索。然而，也正因為此，在是否要關注精神價值和從事精神創造這一點上，他決不會因為世態的變遷而發生動搖。

當然，商業化時代對於真正意義上的精神文化事業不是一個好的環境。面對唯利是圖的短視的市場，毫無文化內涵的大眾消費文化氾濫，嚴肅的學術建樹和藝術創造遭到冷落。面對實利主義的盛行和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化，執著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探索顯得不合時宜。但是，對於一個真正熱愛精神文化事業的人來說，這一切甚至連挑戰也算不上，更談不上使他感到失落了。他原本無意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