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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明把這兩篇報道當作“同一情況”的報道，說；‘這兩篇同是美國人寫的截然相反的報道，該相信哪一篇呢？我不敢置喙。“這就令人奇怪了。一篇報道的是關於中國軍隊戰術性地破壞南京城周圍地區的情況，而另幾篇則敘述了被圍困在南京城內的中國軍隊紀律之嚴明。前一篇報道內容與軍隊紀律無關，因而兩篇報道不是”截然相反的報道“。我認為，這兩篇報道都敘述了真實情況。至於中國軍隊紀律之嚴明，那是留在南京城內的外僑一致公認的，而斯諾只是如實轉告而已。

有關南京事件的第一手史料未必缺乏

在三鈴書房出版的多卷本現代史資料中，有關南京事件的資料一行字都沒有，因而我為此詢問了這套叢書的編輯部，得到的答覆說，關於南京事件，幾乎沒有可認為是“同時代的第一手資料”，所以未能收編進去——鈴木明這樣說道（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十三頁）。

日本戰敗後不久，外務省燒燬了所有有關日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資料。陸海軍當然也對機密檔案作了同樣處理。由此看來，不妨認為有關南京事件的機密檔案均已銷燬。

在中央，有關南京屠殺事件的資料已被銷燬，但參加南京攻陷戰的部隊官兵們的手記之類以及部隊的記錄等資料已有幾種公開發表，而且似乎還可有待於新的發現。

事實上，在現代史資料中也收編了《第九師團作戰經過概要》一文，裡面記述了在南京城內進行掃蕩時“殲滅七千餘名散兵”（另有中國軍隊四千五百名戰死）的情況。

此外，應對南京事件負責、已在南京城外雨花臺處以極刑的第六師團長谷壽夫中將就南京攻陷戰所寫的“軍情報告”，作為其舊著《機密日俄戰史》戰後版的附錄，已公開發表。該報告也記述了慘無人道的殲滅戰的情況。有一份中國方面的資料，作為南京審判戰犯谷壽夫中將的有關記錄，辦法務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調查部收藏（《戰爭審判記錄有關資料目錄》，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頁），包括給檢察官的陳述書、給檢察官的辯明陳述書、起訴書、對起訴書的申辯書、辯論、最終發言、判決書、申辯書（上訴書）、不服申辯書（補充上訴書）等。其中一部分收錄在五島廣作編的《南京作戰真相》以及郭歧所著《南京大屠殺》等書中。而且，據五島廣作說，谷壽夭中將的《陣日記》現存放在防衛廳戰史室，尚有八萬八千字的《血淚南京獄中記》之類的手記儲存在他的遺族那裡。

現在，我們可以翻閱一下兩篇長短不一的手記，它們都是參加南京攻陷戰的旅團長的親筆記錄。

其中一篇是第十六師團第三十旅團長佐佐木到一少將寫的手記，他對攻陷南京時處置俘虜和殘兵敗卒的情況也作了忠實記錄，收編在《一個軍人的自傳》（增訂新版）中。另一篇則是第十三師團第一○三旅團長山田丹二少將的筆記，其中有關於在南京郊區草鞋峽大量屠殺俘虜的情況。對此，在鈴木明所著《“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　一書中已有抄錄和介紹（單行本《　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一九一至一九五頁）。

在山田少將指揮下實際執行大量槍殺俘虜任務的是第六十五聯隊長兩角大住。最近，在舊書展出目錄中寫著：“中國派遣軍兩角部隊陣中日誌，昭和十三、四年，四卷”，現歸高崎隆治所有。既然有了這四卷日誌，那麼有關南京事件的可稱為至關重要的記錄——昭和十二年兩角部隊陣中日誌也就可能被藏在什麼地方了。

此外，我們還知道，在參加南京攻陷戰計程車兵日記中對南京事件也有某種程度的記述。例如，佐佐木旅團長率領的支隊所屬西田的手記，以及已故外賀關次（衛生隊擔架兵）的詳細日記便是（參見本書第十八至二十一頁）。這些材料尚未公開發表。

再者，佐佐木元勝更不是戰鬥人員，卻以野戰郵政局長身份從軍。他在戰前所著《野戰郵政旗》裡綴文描述了不知押往何處的俘虜和散兵的隊伍、在下關發生的大批槍殺以及揚子江岸邊的悽慘情景。此書內容竟能獲准出版，令人不可思議。當然，有的地方也被刪掉幾個字，但它已於去年以新版的形式由現代史出版會出版了。

我認為，僅從上述介紹中就充分說明，所謂“幾乎沒有可認為是‘同時代的第一手資料’”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第十三師團兩角部隊對俘虜斬盡殺絕的“回憶錄”

我的舊著《南京事件》以及本書關於南京暴行的記述，都是從介紹《東京朝日新聞》的報道開始的。《東京朝日新聞》報道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