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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砍殺百人比賽虛假報道論”的確是不利的反證資料。所以，他連那種用詞模稜兩可的報道也不想照原樣保留下來。

其次提一提增補的部分。我們可以從《“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中看到這樣一段文字。那就是：“《生活》雜誌反映了當時美國的社會輿論，一直保持著極端‘反日’的格調，從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在關於‘東洋發生的事’的報道中，五、六月間大量出現關於譴責日本空軍空襲的報道，但關於‘在南京發生的事件’的報道，卻一行也沒有。”（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三十七頁）

鈴木明如此敘述，並斷言，由此可見“當時在南京發生的事件並沒有被看作像‘對武漢空襲’的事件那樣重大”。

不過，鈴木明果真能夠瀏覽當時全部《生活》雜誌嗎？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這裡有證據。我所說的證據，就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號《生活》上，有一個標題，即《海外攝影——征服者日本軍在中國國民政府首都“地獄般的一週”》，刊登了慘不忍睹的照片，並加了說明。這一期《生活》雜誌在日本國內是禁止發行的（我是從《出版警察報》獲知這一事實的），幸好在國際基督教大學圖書館裡收藏了一套《生活》　雜誌。　所以，我影印了一份，得以用作舊著《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論》的插圖（見本書原著第一九四至一九五頁）。所謂“在《生活》雜誌上關於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報道一行也沒有”，那是謊言。

鈴木明還推測說，郭沫若在其《抗日戰爭回憶錄》中關於“南京大屠殺”事件之所以一行也沒有提及，乃是沒有把它看作是重大事件（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三十六至三十七頁）。然而，說是“一行也沒有提及”卻也令人莫名其妙。郭沫若乘船從武漢撤離時，在甲板上目睹著淪陷前夕的武漢三鎮，感慨萬千。他在敘述當時情景時，明確地寫道：“忽然一片淋漓的血景展開在我眼前，使我不得不睜大眼睛凝視。那是南京大屠殺的血景！明天誰又能保定：不就在這武漢三鎮再一次展開呢？……”（見《洪波曲》第十三章第六節——譯者）

不僅如此，正如鈴木明也知道的那樣，郭沫若不是為田伯烈編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中譯本寫了長篇序言，慷慨激昂地揭露過日本人嗎？（參見本書第二四三頁以後）

實際上，鈴木明這種“什麼也沒有”的說法在雜誌上刊登的原來的文稿中已有若干敘述，因而我想在此作些敘述。

鈴木明提到了史沫特萊在她那《八路軍從軍記》中的記述。他說，我讀了此書，發覺“從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至一月九日，每天都有日記記述”，但“不知為什麼，關於‘南京屠殺’的記述一行也沒有”（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三十頁）。不言而喻，他是說中國方面並沒有把南京發生的事件當作重大事件。據鈴木明說，　史沫特萊在她的著作中寫道：　“來自漢口的報紙要晚一個星期”，“電臺廣播傳來重大事件”。但是，史沫特萊之所以什麼也沒有寫，那隻能看作是當時有關南京暴行的詳細情況尚未傳到八路軍那裡。南京淪陷後三天，《紐約時報》的記者德丁仍在該地採訪，寫下了關於十二月十八日（接著是翌年一月九日）那天南京悲慘情景的詳細報道。難道還有人讀了這篇報道後仍然不承認南京暴行是重大事件嗎？

再有就是這樣一段記敘：在三鈴書房出版的《現代史資料》中有關南京事件的第一手資料，一篇也沒有收編進去，由此似可得出“不存在南京事件”的假設（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十三頁），依然是“什麼也沒有”。　關於這一點，且放在其他章節再作探討。

在此，最後介紹一下鈴木明隨心所欲地搬弄資料的例子。他列舉了如下兩篇報道：

第一篇報道是：《東京朝日新聞》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七日作為“來自紐約”訊息，從《紐約時報》的報道中轉載了這樣一段內容：在南京的美籍飛行員佩特森說：“由於國軍放火焚燬了南京郊區十英里內的村莊，現在南京因那些難民以及潰敗計程車兵等蜂擁而至，極度混亂。全市人口達兩萬的鎮江成了一片火海。這是國軍自己焚燒的，我認為全是毫無意義的破壞，也只能說全是令人可怖的破壞。”

第二篇報道是；埃德加·斯諾所著名《為亞洲而戰》一文說：“逃回南京的國軍紀律嚴明，沒有作出搶掠等非法行為。所有的掠奪都是因勝利而耀武揚威的日本軍隊幹出來的。”（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四十九至五十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