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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大佐）說過：“師團司令部裡的人對軍司令部有意見是不行的。過去毫無怨言、默默地表示服從的第九師團現在逐漸發起牢騷來了，那便是軍司令部軟弱無力的證據。　”（《河邊虎四郎少將回憶對答錄》，現代史資料12《日中戰爭》4，第四三五至四三六頁）

這樣，在不敢落後的軍官們中間，的確，任性的下克上的風氣到處氾濫，因而關於大量處決俘虜問題，也應該認為是在這種風氣下所出現的各級指揮系統的獨斷專行。

進攻新加坡的猛將山下＇5＇　大將在會見敵將領潑西勃爾時，他的那種傲慢不遜的勸降態度在前往進行採訪的攝影師和記者面前暴露無遺。三十五年前，據說進攻旅順的乃木大將在水師營會見歐將斯特塞爾時，拒絕國內外記者參加和攝影，經記者再三請求，終於同意在“會見結束後，讓斯特塞爾將軍及其下屬佩著劍，以朋友的身份排在一起，拍攝一張照片”。

可是，對屬下參謀們的態度，連這位山下大將也在他的日記中表示不滿地說：“他們大多是不夠細心的參謀。總之，近來的參謀大多專業不精，缺乏禮節，實為遺憾。”（佐佐木二郎：《戰鬥與士氣》，載《傳統與現代》，一九六九年九月號）

＇5＇　指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舊軍人。1938年任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參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率兵入侵新加坡，迫使英國遠東軍司令官潑西勃爾無條件投降，有“馬來之虎”之稱。1945年9月向美英聯軍投降，1946年2月23日被馬尼拉軍事法庭判處絞刑。——譯者

在幕府山附近，會津若松的第六十五聯隊捕獲的一萬五千名左右俘虜被屠殺，肯定是根據軍司令部的命令執行的。山田旅團長在當時發生事件時所寫記錄中說，師團長命令我們“處決俘虜”（參照本書第三一七頁），師團長可能也是請示軍司令部後發出命令的。然而，雖說是軍司令部的命令，但在這種場合，說不定或系一部分參謀之獨斷專行。實際上，當時身為上海派遣軍的情報主任參謀長勇中佐曾誇口說，　後來，我對誰都擅自下令，一舉屠殺了三十萬俘虜。對此，已在第3節（第六十六至七十頁）中作了敘述，如在那裡所說的那樣，說是屠殺三十萬俘虜是極其誇大其詞的，即使槍殺部分俘虜的命令來自上海派遣軍司令部，也不能認為那是長勇中佐一個人的獨斷專行。

總之，處決幕府山的俘虜問題等等，除特殊情況外，我不認為軍司令部會發出一個不留地殺害所有俘虜和散兵這種一般命令的。屠殺俘虜也好，處決散兵也好，那可能主要是師團長及其部下聯隊長，在異乎尋常的氣氛中失去正常判斷能力的情況下，獨斷專行地進行的。但後來得到了軍司令部的預設，繼續逮捕散兵。第十六師團長中島中將的部下助川聯隊長曾同鈴木明談起：　“師團長說不要有俘虜。　”（《“南京大屠殺”之無稽之談》，第二四九頁）凡此種種，可能是師團長之獨斷專行的結果。

松井大將揮淚提出警告也被當作耳邊風

松井大將在南京事件中被追究責任，當他接到關於死刑的判決後不久，巢鴨拘留所的教誨師、東京大學教授花山信勝曾見過大將一面，聽他這樣說：

南京事件，可恥之極。在南京入城後，舉行慰靈祭時，我提出也要一起祭祀死去的中國人，可是參謀長以下部屬怎麼也不理解，說是會影響日本軍計程車氣。【以師團長為首都是那麼認為的。在日俄戰爭期間，我以大尉身份參戰，那時的師團長無疑要比現在的師團長好多了。】在日俄戰爭期間，別說對中國人，就是對俄國人，日軍在俘虜處置問題以及其他方面都處理得很好，而這次卻做不到這一點。自然，那可能是因為政府當局沒有這樣考慮，【在武士道或人道這些方面，今日與當時全然不同了。】在舉行慰靈祭後不久，我把大家召集攏來，以軍司令官的身份板著臉發起火來。當時朝香宮也在場，柳川中將也是個方面軍司令官，我說，【好不容易樹立起來的皇威，一下子由於那些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可是，此後大家卻都笑了起來。尤為甚者，某師團長甚至說“那是理所當然的！”】所以，僅我個人落到這樣的結局，雖一個人，但能給當時軍人們以更多、更深刻的反省，就此意義而言，我感到非常高興。我想，好歹已是這樣了，就讓我這樣死去吧！（《和平的發現》，第二二六頁。【】內著重號系筆者所加。）

這可能是他對軍紀敗壞的情況所發出的一種悲嘆。由於師團長缺乏人道主義而發出獨斷專行的命令，日本軍集體屠殺了俘虜和散兵，並由此導致每個士兵犯下暴行，師團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