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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桑的警告無論引起多大的注意也不為過分（《日本人的精神結構——答伊賽亞·本·達桑》，第二六四至二六五頁）。

由此可以推斷，瀧澤也肯定了本·達桑的關於“砍殺百人比賽”的報道是虛假報道的論點。而且，對我們最為關心的問題，瀧澤則表明了他為本·達桑進行辯護的立場。他說：“我深為擔憂，本多勝一的幽默貌似恭維而實為輕蔑。這種表達方式，似乎有點過分，最終只能在我們這些本應互相幫助，取長補短的值得重視的作家中間，進而在全體國民中間，雖能取得必要的成果，但更會招致愈加深刻的分裂和毫無結果的爭執。”他還說：“這並不是說，那樣提出‘砍殺百人比賽’，其間有著伊賽亞·本·達桑已意識到的陰謀。”他說：“總而言之，此類報道幾乎絕對未曾在日本的報紙和雜誌上刊登出來。這是極為奇怪的。此事本身不論對中國來說，抑或就日本自身而言，也肯定是極其危險的。”可是，他的這番表白總給人一種當面撒謊的感覺。

順筆寫來，雖有不恭之處，但我還想介紹一件事。那就是，在歷史學家中間最終也有人出來，對山本七平就“砍殺百人比賽”的報道所進行的批評，表示無條件投降，不，是無條件地責示贊同。我至今仍還對形勢的“發展”之神速感到驚訝不已。那個歷史學家就是東京大學文學系國史科教授伊藤隆。他對《中央公論》一九七四年五月號上刊登的城山三郎所寫《夕陽在燃燒》一文，撰寫書評說：

《諸君》連載的山本七平就“砍殺百人比賽”問題所作的尋訪報道，分析精闢，如同教科書一樣，表明了什麼是現代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

從“最高學府”的先生處得到這樣“精闢”的讚語，山本也該會格外高興了吧。伊藤隆是一個道地的現代史研究家，而我在現代史研究方面還不過是個初出茅廬的歷史學家。此事倒也無關緊要，但作為歷史學者，伊藤隆對山本的論證說是“分析精闢”，給了他最美好的讚語。因此，我這個歷史學家中的無名小卒，期望伊藤隆或許也能給我對山本七平所作的批判給予某種評語。

以上，我一字未改地採用了舊版本的文章，但是，現將我批判山本論點的時間與伊藤隆讚賞山本論點的時間作一番比較，感到滑稽，我竟會期望得到壓根兒都不敢希冀的“評語”。我想，伊藤隆大概是在一九七四年三、四月份寫下了上述那些評語的。實際上，我對山本的論點所寫的批判文章一部分早在十個月前就已刊登在《歷史評論》上了。我知道，雖然本人文章發表時間已晚，但伊藤隆是在看了拙文之後才對山本的論點表示讚賞的。也就是說，我的“史料批判”已被伊藤隆評定為“不及格”了。不過，我現在還不認為自己是一個不及格的學生。我說明一下，我斗膽將第3節的標題定為《山本七平的“史料批判”　》，便含有批判伊藤隆對山本的論點所作的評語之意。

然而，我卻從另一位東京大學教授公文俊平那裡得到了對拙文所作的出乎意料的評價，而我原以為他會對我們的論點採取批判態度呢。

一九七七年九月，潮出版社出版了本多勝一編的《筆桿子的陰謀》。該書收編了譴責山本七平的論點的十五篇論文，批判山本七平砍殺百人比賽虛假說，《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的拙文也收在裡面。公文教授在《產經新聞》的“直言”一欄裡曾提到了此書。他在那裡對拙文評論說：“洞富雄的大作銳利，我彷彿看到了歷史學家精心工作的情景，表示欽佩。”（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晚刊）

對批判未予答覆的鈴木明和山本兩人

我在七年前為舊著寫的“前言”中這樣說：

山本七平的批評大多是根據他豐富的軍人生活經歷而作出的。因此，我很遺憾，沒有他那樣的經歷，不能充分理解他的立論。儘管如此，我還是逐期看了山本的論文，對其論點一一作了批判。文稿積累起來，便達到了可觀的數量。我認為，等到山本的《我所認識的日本軍》單行本出版，看了他對刊登在雜誌上的論文加工後的新稿子，我再據此修改自己的稿子予以發表，或許這才是正確的步驟。因此，拙文一直未能成書。另一方面，著名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都出來，高度評價了山本關於“砍殺百人比賽”

是虛假的論點。目睹這種情況的發展，我再也不能坐視了，所以才決定將這篇拙文與剛在雜誌上發表過的、批判伊賽亞·本·達桑和鈴木兩人論點的文章合在一起，公開發表，請大家批判。

看了鈴木明最近出版的《證詞：中國、臺灣、沖繩》一書的“後記”，據他說，在昭和四十八年三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