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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看看有無前面所說的兩個月份的《紐約時報》。結果，我知道前面所說的三天《紐約時報》在上述四處共十二份中，看來儲存下來的只有兩份：一份在早稻田大學，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的；一份在東京大學，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　在十二份中，　有十份因撿查而被沒收，唯獨這兩份免遭厄運（東京大學所收藏的那一份並非像鈴木明所說的那樣，僅缺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的那一份，也缺少刊登德丁記者第一篇報道的同月十八日出版的那一份。因此，德丁記者刊登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紐約時報》上的報道，自然並非“世界上最先發表的有關‘南京事件’的報道”）。現在，雖然無人自報姓名，但在東京大學和早稻田大學的師生中理應有人看過《紐約時報》　，　瞭解南京事件（藏在早稻田大學的那一份報紙個別地方有破損，已用薄紙修補）。但我雖是與早稻田大學有關的人員，當時也沒有看過這則報道，也未從誰那裡瞭解到這一事實。不要說是當時，就是近十年來潛心研究南京事件、並撰寫了有關專著的作者——我，竟然如此不知身邊就有報紙刊登著德丁記者所寫的報道，深感慚愧。

鈴木明似乎也翻譯了刊登在一月九日出版的《紐約時報》上的那篇報道，那是小號字型佔滿了整整一個版面的長篇文章，連同上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報道（這篇文章約佔三分之一版面）合在一起，其譯文均收錄在《日中戰爭史資料》裡。

此外，在日本軍佔領南京時尚留在那裡的，除德丁記者外，還有《芝加哥每日新聞》的斯蒂爾、美聯社的麥克丹尼爾、路透社的史密斯三位記者，以及第一流電影攝影師門肯。他們和德丁記者一樣，於十五日或十六日前往上海。這些記者當然也給他們的通訊社和報社寄去了關於南京事件的重要新聞。

倫敦的《泰晤士報》也肯定刊登了有關南京暴行的報道。這也和《紐約時報》的情況一樣，可以說，這些報紙報道的原件在日本幾乎不可能看到，最近，該報從創刊號起的縮微膠捲在日本各處都已上架收藏，因而也儘可查閱了。這些情況是透過《出版警察報》才知道的。該報特派記者麥克唐納（日本軍佔領前一直留在南京，後乘美國炮艦“帕奈號”逃出。該艦在南京揚子江上游二十八英里的和縣附近被日本海軍飛機擊沉）在乘坐返回上海的美國救護艦“奧阿胡號”途經南京時，從留在那裡的外僑那裡聽到了目擊者的談話，並於十二月十七日由上海發出電訊，報道了這些情況。

關於前面提到的門肯攝影師的情況，拙著《南京事件》對他作了敘述：“門肯攝影師既然是在美國國旗下進行工作的，雖會受到佔領軍的嚴重干涉，也必然攝下了悽慘事件的某些片斷，並帶出南京”（該書第一一四頁）。鈴木明也提及此事說：“上述洞富雄的著作（指舊著《近代戰史之謎》　。　——洞富雄注）雖也寫道，他‘理應拍電將詳細訊息送回去’，‘必雄攝下了事件的情況，並帶出南京’。但是，洞富華卻沒有寫出訊息刊登在何處，拍攝的影片在何處上映。”（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十四頁）

我大致認為門肯把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所目擊的慘狀親自拍下了膠捲，並帶出南京，但這種推測看來很難成立，因為日本軍是不允許讓這種新聞電影的底片帶出去的。這樣，即使門肯本人雖然未能把膠捲帶出去，但似乎已由馬吉牧師偷偷帶回美國，廣泛上映。此膠捲是馬吉牧師繼門肯攝下後又加以補充拍攝的呢，還是整卷膠捲都是馬吉牧師拍攝的，其經過情況就不甚清楚。關於這卷膠捲，貝爾加米尼在他引人矚目的著作《日本天皇的陰謀》中敘述如下：

約翰·馬吉牧師——一戰後他是耶魯大學的牧師，是戰爭詩人伊安·馬吉的父親——用攝影機記錄了他所見到的情景。這部黑白影片—一他後來鄭重宣告，該影片沒有適當地反映出“黑色帳篷和紅色帳篷的真實情況”

被偷偷地帶回美國。人們感到影片中顯示的那殘缺不全的屍體、濺滿血跡的房屋和挑在刺刀上的嬰兒實在慘不忍睹，不堪公演，因而僅有少數人觀看了影片。頗具諷刺意義的是，影片的某些片斷被“‘美國第一’委員會”

這個組織拿去廣為上演，旨在說明捲入外國事務是無益的。

據貝爾加米尼說，他為收集資料和撰寫《日本天皇的陰謀》一書而來到日本，逗留了三年左右時間，當他即將啟程回國，其行李放在神戶的一個棧橋上待運時，“兩本筆記本和一卷攝有‘南京屠殺’的膠捲從他的六隻書箱裡失蹤了”。貝爾加米尼是從什麼地方把這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