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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一樣，當時以《東京朝日新聞》的隨軍記者身份，在發生事件時在場。德國哲學研究工作者樤原正瑛曾聽到過守山義雄的談話，他在發表於一九七一年八月號《日中文化交流》上的一篇文章裡，作了如下敘述：

在戰爭期間，我以留學生身份逗留在德國，當時，守山義雄（已故）

任朝日新聞社柏林分社社長，我曾從他那裡聽到日本軍開進南京後發生大屠殺事件的真相。守山是以《朝日新聞》記者的身份親眼看到那些事實的。

據說，日本軍佔領南京後，曾一次把三萬數千名中國人——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婦女和兒童——趕入市區的城牆內，從城牆上投下手榴彈和用機槍猛烈掃射，將他們全部槍殺。當時，在南京城牆內的確屍山高築，長靴幾乎沒沒在血海之中。據悉，對此慘無人道的行為，甚至還必須以“皇軍”、“聖戰”之類的謊言來進行報道。守山對新聞記者這個職業感到絕望，並苦惱了好幾天，想折斷筆返回日本（《西方有納粹主義，東方有軍國主義》，載《日中文化交流》，一五七號）。

根據上述傳聞，這以老人和婦女、兒童為主的三萬數千名中國人是從城內逃向郊區避難的市民呢，還是郊區村莊的居民，情況都不清楚。但他們被趕入城牆內後全被槍殺。這起事件實在是令人可怕。如果正像樤原所聽到的那樣，這種大屠殺在城內一處發生的話，其屠殺的地方估計是在太平門——位於空曠且向東南突出之地——或中山門附近。如果這樣的話，可以認為，這些被害者是住在紫金山後面和幕府山前面的居民，或者是在該地區避難的南京市民，他們是從太平門被趕入城內的。然而，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對這一帶三萬多名中國民眾被集體屠殺事件沒有提出證據。為什麼就這起事件提供情況的人，除提供間接證詞的守山外，中國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沒有留下其他任何人呢？人們覺得奇怪。守山的談話是關鍵的，但他已離開人世，因而現在無法質疑，令人遺憾。

雖不能確切池說明，而中國方面也沒有這起事件的有關資料，這或許是已為大家所熟知的事件的一種誤傳。在此，我們想起了前面提到的一個事實：在幕府山附近收容的五萬七千餘軍民在揚子江岸邊遭到槍殺。所以可以這樣認為，事件是發生在離太平門外不遠的地方，但似乎被誤傳為發生在太平門內了。

然而，即使沒有旁證，還是應該認為，它像修原所聽到的那樣，事件的發生也許實有其事。那是因為，儘管這是三十年後作的筆記，但卻是在直接聽了參與屠殺的人談實際體會後寫出來的。儘管如此，應當認為三萬數千名被害者並非全是無辜居民，其中包括很多俘虜，而且三萬數千名被害者這個數字也有問題。

從傳聞中可以認為，事件是發生在太平門、中山門之間城牆裡面的空地上。對可怕的大屠殺的事實已經作了介紹的還有一個人，即《東京日日新聞》隨軍記者鈴木二郎。他親眼見到：十二月十三月，日本軍在中山門附近的城牆上曾對俘虜進行了集體屠殺。鈴木是在南京陷落時入城的，他在城內呆了四天，目擊了日本軍的許多殘酷屠殺的行為。對於上述發生的慘劇，他說；

在那裡，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悲慘的大屠殺。俘虜在二十五米寬的城牆上排成一行，一個個被刺刀刺落到城外。

在城牆上，許多日本兵舉起刺刀，使勁地吆喝著，在向俘虜的胸膛和腰間刺去，只見鮮血飛濺，陰森森的氣氛使人毛骨悚然。

在那裡，我又看到了日本士兵〔前一天，在中山路勵志社（今迎賓館）

把我錯當成是中國人〕　企圖刺殺我的一副兇相，我目睹那種慘劇，不久就茫然若失，當場就呆住了。

可是，就在這一殘酷屠殺的情景中，出現了不可理解的現象，使我無法忘懷。那就是被刺後跌落下去的俘虜們的態度，他們的表情。

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滿意的微笑，有的時而哈哈大笑，期待著“死亡的到來”（《我目擊了那次“南京的悲劇”》載《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號《日中戰爭全貌》專輯）。

對於鈴木這份手記，山本七平提出了惡意的批評。對此，我代鈴木作詳細回答。

關於在中山門附近屠殺俘虜的問題，有一個士兵在他寫的信中也提到了這起事件的目擊情況，這封信被收錄在數年前岐阜縣郡上郡白鳥町教育委員會出版的《白鳥町陣亡者的信》中。我認為，這封信與前面介紹的擔架兵外賀關次的日記一樣，應作為同時代的資料引起人們的重視。這封信估計是在第十六師團當輜重兵的已故仲（左火右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