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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部日軍於30日突破了國民黨軍在撈刀河的陣地，佔領了長沙以北30多公里的永安市，這是日軍此次南侵所到達的最遠的地方。

國民黨軍第25、第60、第195師則繼續向永安市、上杉市、石門痕日軍猛烈反攻，日軍已無力再南進。

坐鎮咸寧指揮作戰的岡村寧次自此次會戰打響以來，接到的幾乎全是屬下報捷的訊息：贛北第106師團和佐枝支隊正按計劃向湘北挺進；鄂南第33師團正向汨羅江上游推進；湘北第6師團、奈良支隊、上村支隊已突破國民黨軍新牆河、汨羅江兩道防線，看來拿下長沙已是指日可待了。

誰知，就在這時，戰場形勢突然發生急劇變化。贛北日軍硬是被國民黨軍隊給拖住了後腿，無法前進；鄂南日軍雖到達汨羅江上游，卻被阻滯在龍門廠、長壽街一帶無法西進與湘北日軍主力會合；湘北日軍在突破國民黨軍兩道防線後，國民黨軍隊已經不再死守陣地，而是採取且戰且退的較為靈活的戰術，而日軍則開始不斷遭到伏擊。這令岡村寧次大惑不解。

岡村寧次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中國通”，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無所不曉，特別是在軍事方面，他自認對國民黨軍隊的情況非常瞭解，就連各個派系間的關係也都瞭如指掌。自從武漢會戰結束以後，他更是潛心研究了他的主要對手——由薛嶽指揮的中國第9戰區部隊的諸方面特點。所以，對於此次作戰，岡村寧次是抱著必勝的信心的。

岡村寧次認為，武漢會戰後國民黨軍隊的戰鬥力已日趨下降，不堪一擊了。因此，在制定這次作戰計劃時，他的作戰課是以1個大隊（相當於1個營）等同於國民黨軍隊1個師的力量來計算戰鬥力的，而以前則通常以1個聯隊（相當於1個團）等同於國民黨軍隊1個師來計算。岡村寧次也認為，如果把自己的空中優勢和炮火優勢加在一起，1個大隊完全有把握擊敗國民黨軍隊的1個師。

從以往的作戰實踐看，國民黨的雜牌軍1個師確實很少能打敗日軍的1個大隊，但是，這次湘北正面戰場上參戰的國民黨軍隊，大部分都是中央嫡系軍隊，官兵素質和裝備等方面自然要勝過雜牌軍。這是岡村寧次沒有想到的。經過這次作戰，岡村寧次總算對國民黨中央嫡系軍隊有了新的認識。他在戰後向上級提出的《關於迅速解決日華事變作戰意見》中稱：“敵軍抗日勢力之中樞，既不在於中國四億民眾，也不在於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於包括若干地方雜牌軍在內的全部兩百萬抗日敵軍，而僅在於以蔣介石為中心、以黃埔軍校系統青年軍官為主體的中央嫡系軍隊的抗日意志。有此軍隊存在，迅速和平解決事變，無異緣木求魚。”

砍了腦袋也要堅守長沙（3）

岡村寧次在此次作戰中不但低估了國民黨軍隊的戰鬥力，而且，他還忽略了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當地民眾的力量。在會戰開始前，當地民眾在政府的組織下，和國民黨軍隊相配合，把新牆河至撈刀河之間的主要交通要道已全部破壞，就連這一地區間的土地都被翻了一層，成為新土，從而使得日軍的機械化部隊無從施展，其戰鬥力也就相應的減弱了。此外，當地民眾又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實行堅壁清野，並組織各種形式的民兵、自衛隊配合國民黨軍隊作戰。當民眾的力量被組織起來時，那種威力才是最可怕的。即如毛澤東在著名的《論持久戰》中所指出的那樣：“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衝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從27日開始，岡村寧次不斷接到國民黨軍隊向長沙方向退卻的訊息，同時，進攻的日軍部隊的後勤補給線幾乎全被切斷，前線各部隊的糧彈都已快用完。

在這種情況下，岡村寧次只好於29日無可奈何地下達了全線撤退的命令。命令說：“華軍頑強，現仍潛伏於汨水、修河兩岸地區。本軍為避免不利態勢，應速向原陣地轉進，以圖戰鬥力之恢復，並應嚴密防備華軍之追擊。”

幾十年後，岡村寧次在其回憶錄中談到這次撤軍的原因時說：“軍的主力既已進入長沙平地，長沙又在眼前，如乘勢進攻佔領長沙並不困難。但根據本次會戰之目的，在大量擊潰敵軍後，不得不回師原地……”

顯然，岡村寧次在為其撤軍尋找藉口。不管怎樣，從10月1日起，日軍確實開始撤退了。

薛嶽錯失良機（